她在代表文官權力的黃尊素、盧象升、孫元化身上押了注，在代表西學東漸的徐光啟身上押了注，在代表皇權的太監劉時敏身上押了注，在代表軍隊武力和海上貿易權的毛文龍、顏思齊身上押了注，但這些，還不夠。
與剛穿越來、只能從韓府的雇仆做起不同，現在她有了一點點資本與實力，就要讓自己、毛文龍、顏思齊都有話語權的“濠明商社”，以及自己有完全話語權的航運保險社，像后世的“法人”股東一樣，通過股權滲透，進入魯藩的經濟帝國。
這些時日，鄭海珠觀察朱以派，即使他已算得宗藩里的清流，也仍然開口閉口“我朱家”。
不妨嘗試新的經濟模式，是否會一點點瓦解“我朱家”、“九千歲”這些家天下或者個人極權的外殼。
這種可以抄作業的模式，就是公司制。
公司制在真實歷史上的開創者，乃是荷蘭。
而如今的時空下，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狡猾而野心勃勃的成員們，鄭海珠在福建月港和臺南已經領教過。
無可否認的是，東印度公司的架構，是先進的。
只有將出資方和管理方分開，將商業主體從個人權威中剝離出來，將無限責任變成有限責任，將股份變成可以轉讓甚至流通的金融資本，商業主體的所有者也好，經營者也好，心態與眼界才能真正地開闊起來。
“公司”的本質，其實就是“契約”二字，而經濟生活中契約意識的建立，必定會帶來社會心理上的平權意識。
君權，父權，夫權人們將漸漸發現，自己曾以為天定的尊卑地位，并不是那么不可動搖的。
更不能允許深山老林里的那些野蠻人，將自己稱作“包衣”和“奴才”。
宗室的車駕，一路暢通，很快就到了萊州境內的掖縣，離登州只剩百里不到。
自進了萊州境內，朱以派的臉就開始晴轉陰了。
在掖縣的一處官道邊稍作休整時，朱以派望著眼前的曠野，蹙眉道“怎地這樣多的田地都荒蕪了，就算土質不如我們兗州魯藩，總比黃土戈壁強吧，種棉花難道不行么種了棉花，一半紡布、一半填絮子，做成冬衣夏裝，直接從萊州或者登州港口運往旅順，發給遼東軍士們不好么”
鄭海珠心道，所謂知屋漏而在宇下，知政失而在草野，小王爺是該出來看看外頭的世界，才能明白帝國怎么會搞得這般一塌糊涂。
她正要開口解惑，卻聽郭氏道“這還不簡單，棉農也要納賦、出徭役、分攤各種雜稅。各州各縣的官員家、縉紳家、舉人秀才家的地都不用承擔這些，如今他們的田地越來越多，前頭三樣的缺口自然也越來越多，不都還是要攤到那些自家有地的農戶頭上所以，他們是荒年也過不下去，豐年也過不下去，干脆攜家帶口的一逃了之。”
郭氏說的，就是明代中期就開始出現的土地兼并問題，根源還在于朱元璋對于權貴群體和所謂的讀書人，一開始就給予稅收豁免，所以，即便是張居正那樣的鐵腕人物，只要還在王朝的體制內摸爬滾打，也不能徹底解決。
朱元璋這樣自認草根出身的皇帝，登上皇位后，表演式地提倡一番節儉，但他和他的子孫始終刻薄對待的，仍然是草根，反正韭菜割不完。
朱以派聽了妻子的話，沉默須臾道“難怪會鬧聞香教。其實，這樣說來，我們宗藩的產業也是不納稅的，再這樣子子孫孫地下去，豈非”
郭氏倒真有些武將之女的膽氣，大剌剌接話道“豈非民變會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