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宥真知道韓易是個不大不小的gahead，所以偶爾蹦出的，不知道出處的古怪引用，她都一律按照電子游戲處理并忽略掉——這是一個韓易解釋得再多，她也不會明白，也沒有興趣去明白的領域。
“對于我們活在東亞的人來說，世界每一天都在發生變化，時至今日亦是如此。但對于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冷戰的結束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難得的穩定期。不再有對手，美國主導的超全球化時代得以全面到來，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資本自由流動，美元可以享受到這個世界上供應的幾乎所有商品。家庭回歸了傳統的價值觀，整個國家都在經歷‘道德的自我修復’，因為很多所謂預示著‘社會崩潰’的重要指標，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急劇上升，并于八十年代穩定在高位，但在九十年代，它們卻在快速下降。”
“《阿甘正傳》。”
韓易拋出了一部最能代表九十年代意識形態的電影。這是一部在之前的三十年時間里，不可能被制作出來，也不可能有資方支持的保守派作品。反文化、吸毒、濫交、反戰的珍妮死了，但在最后一刻與生活方式極度保守的阿甘和解，并由阿甘帶著她的悔意與祝福繼續生活下去，在公交站臺手捧巧克力，等待下一班巴士的到來。
不需要是具有獨特洞察力的政治評論家，也能從劇情里看到美國的轉變。這是冷戰之后對所謂傳統“美國價值”的回歸，也是整個社會政治光譜的集體右轉。
“是的，《阿甘正傳》。有人說1994年是好萊塢電影工業最輝煌的一年，從那一年開始，一個國家的文化產品，開始具備了超越宗教、種族和地區差異的力量，被全世界消費和吸收。這是由美國創造的文化世界主義——保守的、謹慎的，但的確是創新的、平和的。這個國家用這種方式，來向全世界宣示冷戰的勝利，炫耀‘山巔之城’的成就，以及對‘歷史終局’的美好描繪。在這種‘歷史已經走到終點，平衡和寧靜應該由我們維護’的想法推動下，任何試圖打破現狀，試圖揭露美國社會的缺陷，試圖讓藝術再次激進化的思潮，都會受到好萊塢主流資本的集體打壓。”
“而匪幫說唱，就是這樣的思潮，對嗎？”韓易給趙宥真的宏大敘述找到了一個精準的坐標，“dr.dre他們這一代嘻哈音樂人創造的這股趨勢。”
“這是他們最害怕的趨勢。在蘇聯轟然倒塌的背景下，好萊塢正不遺余力地想要把美國打造成世界上唯一一個烏托邦，讓美國重新回到嬉皮士出現之前的黃金年代。因此，他們不想看見任何會阻礙這一進程的事情。”
“你這么一說，嘻哈和嬉皮士，好像真的有很多相似之處。”作為六十年代流行文化的忠實擁躉，明顯生錯了時代的麥迪遜-比爾對趙宥真的這番話很有共鳴，“時代不同、出身不同、風格不同、追求不同，但是嘻哈和嬉皮士都是我們這個社會的邊緣性次文化，都對主流審美和傳統價值觀嗤之以鼻。”
“所以說，九十年代的好萊塢，根本無法接受嘻哈文化的出現——說的更準確一些，他們能夠接受嘻哈文化呆在地下，但不能接受它浮出水面。嘻哈音樂，特別是匪幫說唱里描繪的大都會貧民區，就是對‘美國價值敘事’最響亮的耳光。當時很多人認為嘻哈文化和匪幫說唱將對年輕一代產生毀滅性的影響，讓美國再次走上越南戰爭時期那樣的道德墮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