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改革開放前，全市沒有一家大型國有企業，中小企業也只有百余家，且設備落后，有數十萬青年在城鎮待業，在農村，人均只有4分耕地，人多低燒，人口密度是全國平均密度的5倍，有120萬剩余勞動力需要尋找出路，在這種背景下，溫洲政府趁著改革的春分，把脫貧致富的強烈愿望化作發展本市發展商品經濟的強大動力。
現在溫洲這十幾年的改革實踐也向全國人們證明了一件事，在華夏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過程之中，民間再怎么膽大包天的干，沒有地方政府的努力也將是不可能的。
在華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中，地方政府出于一種十分特殊的地位，一方面，華夏中北海宏觀調控的決策必須依靠地方政府來貫徹執行，正是這種決策和執行的關系，使地方政府成為國家宏觀調控體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為了保證本地區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地方政府應該就本地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做出調整和控制的決策，從而使地方政府可以成為本地區社會經濟調控的主體，然而在華夏中央高度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沒有多少自主權，其職能長期限以來是通過執行上級指令和政策對社會經濟生活實行行政干預，在這種背景下，之前溫洲各級政府也曾習慣于高高在上地發號施令，沒有調控的靈活性，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農民要求發展小商品經濟的愿望都被打上了搞資本主義的烙印。
溫洲主要領導早期在這種復雜的情況下，既然改革開放，那就讓農民，人民自己來選擇怎么發展好了，所以對溫洲家庭承包責任制和發展家庭企業，這種無為而治，正如后世經濟學家評論的那樣，溫洲政府在特殊時期的做法是尊重群眾的自主選擇和首創精神。
在當時的情況下，背景下，一個地方政府干預領導不管，不聞不問比之于事事都管需要更大的膽略，勇氣和冒險精神。
溫洲地方政府的第二次牛在1983年，政府職能由改革開放后五年里的無為不治開始轉變，政府從溫洲實際出發，發揮當地的特點和優勢，加強了對社會經濟的調控和管理，探索出一條主要依靠人民群眾自身力量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路子。
所以農民集資建龍崗城也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完成的創舉。
這一次也不例外。
父母官感覺到溫洲的交通應該上檔次了，應該解決百萬能工商賈的溫洲人外出發展的障礙，他們遍布各地從事工商業服務，交通好了，他們又能反過來推動整個溫洲社會經濟的發展，所以交通的問題必須解決，而溫洲地方政府又是沒有錢的。
要建機場，國家投資這個旮沓地方的山城指望不上，那就讓農民商人們再一次自己集資建機場，他們自己來解決交通的問題，而父母官這是需要搭線。
溫洲現在的父母官陳定磨，是一個很樸實的中年人，當年龍崗城就是他在一無人，而無錢的情況下，爭取到上面給的自費改革政策，特事特辦，快事快辦，八個印章捆成一起蓋，左右開弓揮動地方政府的引導，協調，服務和市場吸引，聚集兩只無形的巨手，依靠農民老板的自身力量，民間資本和民營資本，建起了農民城。
他因此入獄，但是得到了鄧公的肯定，他再次成為溫洲的父母官，繼續帶著他的溫洲農民老板們干出一條溫洲模式的路子來。
陳定磨在老一輩溫洲人的眼里可是一個極具人氣的人，他一上場讓整個集資大會現場沸騰了。
李均也跟隨著溫洲農民老板用力地鼓掌。
是發自肺腑的，作為經濟學老師，可知道這個父母官所承擔的，是非常人之難以想象的，在這個國度這時代的背景下這么搞，要不是在鄧公手上，估計早就死了百八十千回了，他是一個牛人。
“溫洲的老板們，你們好，我是陳定磨，我們溫洲人的改革開放這十幾年的第一次創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統計，現在有百萬溫洲人散布在全國各地，溫洲店，溫洲村，溫洲城遍布大江南北，那里有市場，哪里就有我們溫洲人，哪里沒有市場，那里也會出現我們溫洲人，外界現在說我們溫洲人有一種模式叫做溫洲模式，有一種精神叫做溫洲精神，我們農民老板走南闖北，做生意，搞經營，溫洲人名氣很大，我們溫洲這么多老板在全國各地，但是回來出去卻是那么的難，耗時費力，所以有了這次改善溫洲交通的一次會議，我們要飛出去，飛回來，改善我們老板的交通，但是大家知道我們國家現在還是很貧窮，國家沒有錢給我們投資，我們只能靠我們自己，靠我們的農民老板，這一次飛機場集資大會，募集資金九千萬，能不能成，這靠在場的各位了，當然各位也是有機場的股份的，以后可以分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