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高三人組里面，張居正是不用考慮拉攏的，這個完全沒戲，政治斗爭雖然無需硝煙彌漫，但你死我活的程度甚至超過戰爭，所以張居正不可能“為我所用”。再說，雖然很多后世的所謂專家教授拼命吹捧，說他的改革很大程度上給大明續命了幾十年，但事實上，他的改革根本沒有觸及更深層次，因此并不徹底，這一點在后世也是有公論的，說是改革，實際上頂多算改良。甚至高務實對張居正在隆萬大改革中所起到的實際作用，以及改革的實效都有很大的疑惑。
比如說，取消匠戶輪班制是早在嘉靖八年就開始搞了的，明顯和張居正無關。而最先搞一條編法改革，則是從嘉靖十年開始的，到了隆慶年間已經是“視田為陷阱”、“富者縮資以趨末矣”，可見一條編法的效果已經顯現了。因此從整體上說，一條編法改革的主要成果不是張居正的，甚至連高拱都只能說是繼承前人的正確路線持續推進。
那么張居正都干了什么呢嗯，他將一條編法強行在全國推廣，而不是像嘉靖、隆慶年間，視各地情況而定。這是功績嗎恐怕不見得。對于工商業發達，土地兼并本就比較嚴重的南方地區，適合一條編法改革的，嘉靖、隆慶年間已經改過了。而張居正推廣的地區恰恰是土地兼并不嚴重，工商業并不發達，其實并不適合此項改革的北方和四川地區。
此外，張居正還推動了強行征銀。嘉靖的一條編法改革，一直是維持繳納糧食，而不是銀子的，因為這樣可以避免自耕農被官商地主多次盤剝。而張居正的強行征銀，既增大官員逼無地少地人口銀兩的空間因為如果是交糧，無地少地人口沒有收成，官員造假就難上許多還給官商地主每年兩次發橫財的機會。
張居正還搞了考成法，這個考成法大體上就是，不管你稅銀是怎么收的，朝誰收的，只要是能收上來，就算是業績合格，否則的話就是怠政、懶政，你就可能要丟帽子或者大帽子換小帽子了。而且這個考成法還繼承下去了，到了崇禎年間，官僚拷打陜西無地少地農民，大體上就是繼承張居正的遺志結果陜西考成的成果就是考成出了闖王。
張居正還重新丈量了全國土地，但丈量的成果如何呢反正隆慶年間納稅民田是700多萬頃，萬歷十年的納稅民田還是700多萬頃。
最后，張居正還在實際上給了東林黨出現和存在的土壤。東林黨之類的官商利益網，在張居正排斥異己遏制民間輿論的條件下很容易滋生，顧憲成、李三才都是張居正時期得到官僚權力的。張居正的所謂改革，實際上對窮苦農民不利，對王朝也很可能弊大于利，但唯獨對東林黨所代表的那群官商最為有利，所以到了天啟初年，東林黨一掌權，就馬上給張居正平了反。
東林黨什么的，即便其中有部分人氣節盈胸，但高務實作為紅朝我黨培養出來的年輕干部，一貫是看不慣只講個人氣節而不講國家利益之輩的你如果是個平頭老百姓，不能做到“舍小家為大家”也就算了，但你身為國家高官，連這點覺悟都沒有，國家要你何用相對應的，縱然紅朝也有貪污腐敗問題，但回過頭來看看，紅朝抗洪搶險的時候是不是有危險“群眾先撤，黨員先上”是不是“書記退撤書記，書記不退黨員都不準退”至少高務實當年作為縣高官的秘書，在危急時刻從來都是跟著書記頂在抗洪第一線，動不動就是三天、四天不能下大堤的。
權利永遠應該對應著責任。
當然，張居正改革的真正成果，高務實還是要肯定一條不管手段高明不高明，至少國庫里頭總算不至于要餓死老鼠了。
雖然高務實一直都覺得明朝的稅收體制問題很大而且很雜，但歸根結底，繼續找農民收稅肯定是個飲鴆止渴的蠢辦法，只有擴大稅源，尤其是商稅、關稅，甚至工業稅等，才是正理。
張居正改革弄到最后依然只是在農稅上想辦法，并且實際上出現了強制收取貨幣農稅的情況，在高務實看來頂多只能算功過參半固然有給明朝續命之功，但卻也是在不斷地透支朝廷的最底層民心，并且在他之后明朝沿著這條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也就越發沒有回天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