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津道“其實叫小黃河與叫渾河的原因是一樣的，金、元以后，桑干河呃，永定河的河水挾沙卷土，水害逐漸增多，尤其是春夏時節，河水渾濁，跟黃河有得一比，是以民間便有了這兩個俗稱。”
“水害”高務實心中一動。
高務實穿越前是南方人，當時南方的水患相對比北方更嚴峻，尤其是世紀之交那幾年，連年抗洪搶險，后來他參加工作之后沒多久就成了縣委一把手的秘書，由于三峽大壩的關系，水患已經好了許多，但他仍然連續幾年都參加了抗洪搶險。
當時他所在的市，市委、市政府帶頭，主要領導劃分責任片區，他所在的縣也不例外，也是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分別劃分責任片區，哪里如果出事，片區負責領導就地免職。他這個縣委一秘也同樣是跟著書記天天巡堤，在洪峰最嚴峻的時間段，經常性兩三天不下大堤、不合眼。別說五十好幾的老書記有兩次差點交待在大堤上，就連他當時都有一次直接暈倒在了堤上，被拖下去搶救，結果醒來后一分鐘沒敢耽誤，自己推開護士，拔了輸液管就立刻往大堤上趕沒有經歷過那種天災危難的人可能很難想象他們這些人的心態你要說他們是怕被撤職，這種心態當然會有，但更多的一方面，卻是真的不敢出事，因為責任太重大了一旦決口，就是萬千家庭毀滅，而且是直接在你眼前毀滅，那種巨大的心理壓力，他當時作為一個從小被灌輸愛國愛民的年輕干部，是真的有一種緊張到喘不過氣的感覺。而且當時很多奮戰在抗洪一線的子弟兵們，有很多甚至都不到二十歲，高務實當時身處那種環境之下，也確實覺得自己做的那點工作不算什么最起碼他沒有一天泡在水里十多個小時拿血肉之軀去堵洪水
高務實稍稍一頓，深吸了一口氣，鄭重地問“永定河的水害很嚴重何等程度”
張津似乎回憶了一下，才忽然笑道“表少爺今日的表現和十年前老爺的表現簡直是一個模子里倒出來的，若說有何不同，就是老爺當時已經是翰林記得有一次老爺旬休，去櫻桃泉避暑，在路上曾與小人說道過這永定河的河防事，小人大體還記得。”
高務實喜道“那敢情好，你且與我分說分說。”
于是張津便開始向高務實講述當初張四維所提及的永定河河防事。
據張四維查證，遼代以前，永定河上游植被保存尚好，河水泥沙量較少，盡管流量亦有季節性變化，但總體相對穩定。在酈道元筆下，永定河“長岸峻固”，甚至有“清泉河”的美稱。那時節的歷史文獻中亦少有水災的記載，永定河還能載舟行船，有航運之利。
金代以后，隨著北京城地位的提升與建設規模的擴大，永定河上游地區的森林被大量砍伐，中下游兩岸土地被連片開墾，導致水土流失逐漸加重，河水顏色發黑，“燕人謂黑為盧”，因此被稱為“盧溝河”。此后河流含沙量繼續加大、水患增多，到元明時就有了“渾河”、“小黃河”或“無定河”之稱。永定河沖出北京西南的石景山以后，進入坡降舒緩、土質疏松的平原區，河水“沖激震蕩，遷徙弗常”，直接威脅著北京城的安全，其中石景山以下至盧溝橋之間的河段尤為關鍵。在北京上升為都城、周圍州縣成為京畿重地的情況下，確保永定河的安瀾更是成為京畿防務之要。
“堙障”與“疏導”或稱“堵”與“疏”，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歷史上自大禹以來既互為對立又彼此相濟的兩大治水方略，而具體到對于永定河的治理，一直以來偏向于“堵”，也就是筑堤。
永定河大規模筑堤始于金朝。大定年間，盧溝河決于顯通寨，“詔發中都三百里內民夫塞之”。元代永定河的水災日益頻繁，在石景山至盧溝橋段筑堤固岸的工程也不斷增多。從世祖至元年間到元末，諸如“修盧溝上流石徑山河堤”、“渾河決，發軍民萬人塞之”一類的記載屢見于元史。從這一時期開始，北京城對永定河已經由依賴轉為防御。
此后大明定鼎天下，尤其是成祖遷都北京之后，因永定河對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的威脅并未減弱，渾河“下流在西山前者，泛濫害稼，畿封病之，地方急焉”，永定河泛濫已成為首都地區的大害、地方官員的急務。有鑒于此，修堤的次數持續增加，堤防的長度從盧溝橋向下游兩岸延伸，規模及檔次也大大提高。
洪武十六年，“浚桑乾河，自固安至高家莊八十里，霸州西支河二十里，南支河三十五里”。正統元年七月，行在工部左侍郎李庸“奏請工匠千五百人，役夫二萬人”，修筑盧溝橋以下狼窩口等處的河堤，這次所修的河堤，“累石重甃，培植加厚，崇二丈三尺，廣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視昔益堅。既告成，賜名固安堤。置守護者二十家”。嘉靖四十一年，“命尚書雷禮修盧溝河岸”，“凡為堤延袤一千二百丈，高一丈有奇，廣倍之，較昔修筑堅固什伯矣”。這一切都可以反向證明，北京城的安全已進一步依賴于堤防對永定河水的約束。,請牢記:,免費最快更新無防盜無防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