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抄三年圣旨的苦勞，再要求“援例出身”，就順理成章了。這樣做的后果就是“中書舍人舊制二十員今已三十六員矣”，冗員泛濫，泥沙俱下。
這樣一來，有些自問家中子弟有些才學的大臣，即便皇帝要他恩蔭子孫，他都不肯。譬如說“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萬安等以星變各辭其子及孫中書舍人之職。得旨卿等事朕春宮輔導有年，特各錄用一子以酬其勞，俱不允辭。”相比那些汲汲營營以求蔭職之輩，逼格一下就上來了。
這種區別對待，一方面體現出皇帝對閣臣的信任，這本身就是閣臣地位上升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授予標準逐漸操之于上。再加上作為托底的蔭子入監制度逐漸完善，因而蔭子為中書舍人的門檻實際上反而是提高了。景泰、天順年間不乏四品、五品官員乞恩得蔭子中書舍人之例，而到了正德年間，三品侍郎已經不夠看了，翰林院學士薛瑄之孫薛葵，還是靠薛瑄一代儒宗的身份才得到優待。至此“次揆與六卿至一品者，得拜中書舍人”的慣例也基本形成。
以上要么是特恩，要么是“高配”，正常情況是什么呢是恩蔭一子為國子監生。國子監生并非官職，但是對朝廷而言實則更需慎重，畢竟前述兩類屬于鳳毛麟角，而監生制度是足以影響整個人才選拔機制的。因此雖然明初就有“乞準送國子監”之例，正統以后也多有官員子孫“希求入監”，但是皇帝屢以“國子監是育才之地，不可濫進”為由進行各種限制。到了大明中后期，首輔的子弟也經常就是恩蔭個國子監生了事。
雖然照理說，以內閣輔臣之尊，不需要跟三品官員去爭監生的名額，但是要考慮到三個因素一是一般大臣升至三品時，其子多已成年，總不會有人預知自己能入閣而讓兒子一直宅著；二是正德朝以前，都是卒后蔭子，等你掛了朝廷才會想起這回事；三是大學士也很可能不止一個兒子。所以即便是首輔的兒子，也很有可能是監生出身。而且以監生入仕，理論上來說前途要廣闊的多，畢竟理論上來說也是“正途”之一，雖然中期以后不能和科舉相比，但是有身為內閣首輔的爹，這都不是問題。
以臭名昭著的嚴世蕃為例，他監生肄業后，先任后軍都督府經歷實習，后升為順天府治中，都算是正常升遷。嘉靖二十二年嚴嵩為他謀求尚寶丞，吏部文選郎鄭曉認為“治中遷知府，例也。遷尚寶，無故事。”實際上順天府治中雖然在北京，但是很多時候更像外官，這是一道無形的鴻溝。而嚴嵩選擇尚寶司丞這一職位也不稀奇，畢竟這是首輔之子理論上可以享受到的待遇。真正難以復制的是其后的火箭升遷速度，幾年間就連跳數級由從五品尚寶司少卿升至正三品工部左侍郎。
除嚴世蕃外，成化年間首輔商輅，其次子商良輔也是先恩蔭入國子監，然后被授予禮部主事的職位，最終以從三品太仆寺卿致仕。
而對比以上這些之外，更差一點的則是恩蔭武職。大明中后期文貴武賤不必說了，淪落到去恩蔭武職，可見文化水平實在拿不出手。
而趙貞吉這個孫兒趙祖蔭，后來就選擇了恩蔭中書舍人，最終也只混到云南邊陲的知府；張居正的四子張簡修更不成器，有這樣一個老子，居然恩蔭武職出身，比他幾個兄弟還差得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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