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經邦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金榜二甲第七名，排名很高，學識沒問題；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也沒問題。歷史上此人后來做到過禮部尚書，這個位置是很容易入閣的，但他運氣可能有些不佳，在萬歷十三年、禮部尚書任上跟內閣大佬鬧了矛盾，辭官回家了。此后多年，萬歷還時不時派人探望他，但機會一直不好，未能起復。但不管怎么說，他既然是乙丑科金榜，算做高拱一派，或者至少算親高拱一派，問題不是很大。
接下來三位沈鯉、許國、顧養謙算是高務實的熟人上次高拱家中門生聚會就有他們哥仨，都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的金榜，也不必過多介紹。簡單地說，沈鯉和許國后來都干過閣臣，顧養謙比他們倆混得稍微差點，但也干過薊遼總督兼朝鮮經略當時在援朝逐倭，終官于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左侍郎。
然后是張位。張位是隆慶二年的進士，這一年的主考官是李春芳，是誰把他弄進名單里的，想來不必多問。
不過這里要順便說個可能不為很多人所知的情況明朝建立后，程朱理學的確被確立為官方意識形態。但是，洪武、建文年間，雖然科舉考試首場的七篇經義文章嚴格限定在四書五經范圍內，卻并未規定必須以程朱理學為宗，程朱傳注僅是參考之一。
此外，當時八股文尚未定型，在文章形式上也并非十分的嚴格。故此，士子答題時仍有一些發揮余地。永樂年間，明廷開始組織編纂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并頒示全國，規定答題時以程朱理學的注釋為準則，且須“代古人語氣為之”。這才真正開始鉗制讀書人的思想。
而到了正德、嘉靖年間，隨著陽明心學的興起，程朱理學的獨尊地位就開始受到挑戰。王陽明汲取了老莊和佛教的心性論思想，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說。他廣收門徒，力倡講學，不僅培養了一大批信徒，而且使陽明心學迅速傳播開來。陽明心學不僅在普通士人中廣為流傳，而且在南北兩京的官僚隊伍中也有很多信徒。徐階、李春芳等高官都崇信陽明心學，在京師力倡講學，不僅進一步擴大了陽明心學的影響，而且使之逐漸被官學和科舉接納，躋身于主流意識形態。
尤其是嘉靖中后期到隆慶年間這段時間，其實陽明心學在科舉考試中的影響已超過程朱理學。譬如剛才提到的隆慶二年的會試，因為李春芳擔任主考官，其所作程文就以王學解經，并將莊子之言入文。實際上從嘉隆中期開始，唐宋派對科舉考試有重要影響。其成員不僅大都推崇和信奉陽明心學，而且將心學思想融入八股文和策論中。
高拱和張居正雖然不提倡講學，但其實也受到過心學的熏陶，因此高拱此前才對高務實提到他不反對王陽明當時的“真心學”，他反對的是眼下日漸務虛的“假心學”。張居正就更直接了，他認為現在的心學純粹就是光瞎想而不做事，一點都沒顧忌實際情況，知行合一完全成了空談。
扯遠了，言歸正傳，張位既然是李春芳選出來的進士，多半跟高拱和張居正的思路都不太相同，但李春芳畢竟是首輔，太子經筵這種大事，怎么也得塞個人進來。
最后是陳于陛。這個人選很有意思，因為他是陳以勤的親兒子但他資歷算比較深了，是嘉靖三十八年的進士，比高拱門下這幾位嘉靖四十四年進士足足早了兩科。
按理說，既然李春芳、高拱甚至張居正都往太子經筵講官里頭塞了人，陳以勤塞人也不奇怪。但高務實覺得事情恐怕沒那么簡單，畢竟在他的印象中，陳以勤的問題只是有些保守，但其為人還是比較正派的，也談不上攬權，他應該不至于這么干。
再有就是，就算陳以勤真要塞人，也犯不著塞自己的親兒子這么明顯他陳閣老難道就沒有門生親信了
所以高務實認為，這里頭估計也有問題。只是眼下手頭什么情報都沒有，瞎猜沒有意義，還得回去找三伯問一下再說。
但不管怎么說，這次太子經筵事，從日講官這邊看，不僅講官本身已經是豪華配置，只怕他們身后的配置更加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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