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這句“該彈劾的就該彈劾”，可以算是今重陽大會一錘定音的最終表態。其代表的絕不僅僅是他個人，而是整個高黨、整個實學派集團的戰斗宣言。
以高務實的意志所發動的第一次萬歷黨爭，就此爆發。
在他看來，這次黨爭的核心驅動力，是保證閣權優勢在沒有實學派首輔壓陣的情況下依然不失。而其更直接的驅動力，則是確保申時行此次無法在內閣中塞進第二位心學派官員。
即便大舅丁憂去職，我也要讓你申汝默孤掌難鳴
還有潘晟。
不管你是見利忘義，還是迫不得已，總而言之，你已經改變了你此前的中立立場，明顯站到了心學派一邊。
這是你先背叛了過去的情誼，既然如此，也就不要怪我高某人不講往日情分了。
如果背叛這種事也能輕易原諒，那我實學派這么多人，若是將來一來一個背叛的，我還怎么“帶隊伍”
殺雞儆猴有時候未必好用，但殺猴儆雞的效果總不會太差。
一位閣老，夠資格當這只猴了。
黨爭黨爭，有黨則必有爭更何況，這是大明朝的黨爭，可不是宋朝那種，沒有那么溫文爾雅，廢法而不廢人。
有明一朝的黨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
高務實很清楚，歷朝歷代皆有不同程度的黨爭，但它們的影響也各不相同。雖然孔子曾有云“君子群而不黨，瘸而不群”。但歷史告訴他，黨爭這玩意兒從來就不是饒“專利”，君子也一樣會黨爭，甚至爭起來比人還厲害得多。
為何高務實認為明代的黨爭與宋代不同最能明宋代黨爭的特點，要屬“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
北宋慶歷三年1043年，距離北宋開國已近九十年，此時的北宋已經經歷過對遼和西夏數次戰爭，國力消耗嚴重。同時，國內也出現了饑民叛亂，可謂“內憂外患”。
便在這個時候，名臣范仲淹向當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針對當時制度上的種種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后，仁宗據此頒布多條詔令，史稱“慶歷新政”。
由于新政直擊許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黨爭”的種子在一開始就被種下，最終使得慶歷新政“無疾而終”。
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擔任樞密使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本來夏竦對新政并無多少意見，但同為“改革派”的王拱辰、歐陽修、余靖等人對此堅決反對，最終夏竦未能如愿。就此，夏竦徹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對立面。
隨著新政的推進，改革派與反對派的矛盾逐漸公開化，斗爭也日趨激烈先是歐陽修上書指責御史臺官“多非其才”；做為反擊，監察御史梁堅彈劾與改革派領袖范仲淹關系密切的兩位大臣，最終使得范仲淹和御史臺長官王拱辰先后辭去官職，以示對同僚的支持。
在這之后，黨爭進一步“升級”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書信，誣稱改革派官員的行為是“伊、霍之事”。這個“殺人誅心”之舉令改革派中堅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懼，二人隨即辭去朝中職務，出朝巡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