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申時行坐立不安的，并不是高務實已經夠資格讓魏學曾出面幫他雖然這本身也是一件很具有代表性的事。
魏學曾是什么人隆慶年間高拱回朝，以次輔兼掌吏部尚書，彼時魏學曾便已經是吏部左侍郎，是高拱實際上的“第一助手”。
換句話，他是和高拱一輩的。只是他這個饒官運好也不太好，當時如果正常發展的話，他其實是挺有希望趕在許國之前入閣的，誰知道丁憂了。
后來回朝幾年，其中還經歷了高務實中狀元等事，原以為這次該入閣了，結果不僅沒入閣，還又丁憂了，最后就導致現在這個局面。
等他丁憂完要回朝，燕京方面一個蘿卜一個坑，全都處在滿編狀態，張四維實在沒辦法給他弄回燕京他資歷太高，不可能降級用為侍郎。萬般無奈之下，便只好讓他去南京先做一任南京戶部尚書，等京師出缺再北調回來。
誰料，接下來張四維自己丁憂了。
不管怎么，魏學曾在實學派內部的地位是比較特殊的，他即便不是現在的實學三閣老之一，但其在實學派內部的地位絕對不弱于現在的許國、張學顏和吳兌。
高務實能請動魏學曾為他站臺、辦事，足以明高拱、郭樸、張四維三代首輔所留給他的政治資源已經被他完全掌控。
可以，隨著魏學曾的上疏，申時邪掂量高務實斤兩”的計劃算是已經完成，他已經知道了高務實的實力，知道他在實學派內部的實際地位不會弱于許國這個名義上的黨魁。
但對于高務實現在這樣的實力，申時行好歹也是有心理準備的，雖然真的擺在面前的時候會讓他嘆息一聲，卻不至于感到驚懼。
讓他驚懼到坐立不安的，是魏學曾這道上疏的矛頭所指。
這道奏疏，咋一看是彈劾潘晟，但申時行敏銳的發現那并不是魏學曾的重點。魏學曾其實只是順便彈劾了一下潘晟，他真正要做的是在應、浙江一帶重新擬定稅率。
大明朝的稅率基本上是太祖朱元璋時期就已經定下的，它不像后世的稅率那樣擁有全國統一性，而是一地一稅，以開國時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為根基搞出來的，后續調整的幅度非常。
理論上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種固定的稅制肯定會逐漸積累越來越多的問題。既然如此，那就該多調整調整，讓稅率始終符合各地的實際水平和承受能力。有些地方發展快了，這稅率就可以稍稍提高；有些地區發展慢了，這稅率就應該稍稍降低。
但以大明朝廷在財政問題上的一貫僵化表現，這種想法顯然是在做夢。簡單的是怎樣呢不管你朝廷想提高哪一地的稅率，當地本縣、本府、本布政使司都勢必跳出一大堆人來哭窮賣慘，只有朝廷表示要降稅、免稅什么的，才會聽見歌功頌德的聲音。
為何大明收稅越收越少，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而具體到應、浙江等地，提高稅率這種事就更是以往碰都沒人敢碰的禁忌話題。
為什么因為這些地區雖然經濟最發達，可是它們培養出來的官員也最多，朝廷中當政的大佬們一抓一大把，你要在他老家提高稅率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了啊你
即便朝廷搞出了科舉南北榜來平衡官員選拔的地域問題，但這種局面的改觀也不是很大，因為東南官員背后依靠著全國經濟最強的地區，該地區的大商人們為了確保自身的利益不被損害，都在背地里出資支持本地官員的“發展”，這個問題前文有述，此處不贅言。
于是這樣一來就導致了一些很不好的結果大家的出身本就有了差別南榜看不起北榜，除非你是三鼎甲，現在雙方所受到的額外支持還不對等，那當然是南榜進士更容易混出頭。
于是這般一來，兩百年過去了，東南一帶雖然富冠下，但其稅率卻始終不見上調，反而有個別地區居然還下調了一部分。
然而這種“大好局面”在高拱推進商稅改革之后，終于出現了一點松動。
首先就是關稅的征收問題。高拱主持了隆慶開海，一開始沒敢大搞，只是在月港搞試點，用開海來換取征收關稅以前當地照樣出海，但畢竟起來都是違法的。高拱的這個開海實際上就是收一筆錢來交換他們合法出海經商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