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雖然到后期成了個“道君皇帝”，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在統治前期還是比較有頭腦的，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和唐玄宗李隆基多少有些類似。非要說不同的點，那大概是唐玄宗晚期更出名的是無限寵愛楊貴妃，而世宗嘉靖則是癡迷于道教。
那么，嘉靖早年為何要再次重申“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又再次強調“丹書鐵券”的特權呢
嘉靖皇帝最為后世認可的，是他的權謀手腕，以上兩件事其實說穿了也同樣是權謀。
“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這看起來只是重申一下祖宗制度，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了不起就是給正德朝擦屁股，來個“撥亂反正”。
其實不然。
“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從根子上來說，是在打壓已經在朝廷取得絕對優勢的文官集團，給文官集團戴上枷鎖。這是用一條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基本上將文官集團桎梏在勛爵體系之外，讓他們不能繼續擴大“勢力范圍”，把勛爵一系也徹底壓倒。
為何這么說如果除了軍功之外的其他功勞也可以封爵，那么執掌朝廷大權的文官集團完全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來找到可以封爵的文臣，讓這些文臣成為勛爵，久而久之勛爵一定泛濫成災不說，而且絕大多數勛爵都會是由文臣得封。
要知道，武臣勛貴再如何沒落，朝廷的制度也規定了天下衛所需要他們來掛名。換句話說武臣勛貴的效忠代表著天下兵權始終把握在皇帝手中，始終是皇權的鼎力支持者。
那么一旦勛貴也成了文官集團的大本營之一，則皇帝的皇權還剩多少
嘉靖帝很敏銳的看穿了這一本質，因此對“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的祖制再次予以重申，這其實是他帝王權術的具體展現之一。
而至于封爵賜券的原因，則主要有兩點。
一是撫恤功臣。在封建王朝，封爵賜券是一種最高的待遇，皇帝這樣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撫恤功臣，來鞏固自己的統治需求。只要官員們將封爵作為一種異常尊貴的激勵，那么這種措施就一定能極大促進了他們的政治積極性。
二是安定人心。對于朝堂中的官員來說，“丹書鐵券”相當于一個“護心丸”，因為獲得它就可以免罪，皇帝為維護自己的統治，需要用這種方法來籠絡重要官員。
不過，整體上來說，勛爵的特權是一直處于緩慢減少狀態下的。
比如在洪武朝，當時的宗室貴族以及功臣，雖然享有眾多的特權，但與皇權統治發生沖突時則往往會被皇帝的意志所左右，法律在此時失去了過去原本的功效，勛爵們即使享有“丹書鐵券”作為免死特權，但其實他們的人身安全也一樣得不到保障，否則朱元璋怎能濫殺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