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高務實雖然有很強的高層影響力，但畢竟個人實際政治地位不夠高，泛泛而談、影響皇帝的思維是可以的，但具體經手或者甚至操控某些事那就比較為難了。
軍工私營是借高拱的手辦下來的，打下了如今明軍武器裝備遠超歷史同期的基礎；紓驛路疏不僅借了高拱的手，而且借了郭樸回朝的勢，最終是在“郭樸時代”全面完成，為大明甩脫了第一個大包袱，并且強化了驛站體系，后續的漠南之戰、西北之戰其實都有這件事的功勞。
他自己一手辦成的國家層面大事，說起來還只有京營改制一項，而且事情雖然辦下來了，但目前還在“鞏固期”，不像軍工、驛站兩件事那么牢不可破。
而現在，借著升任戶部尚書的風頭，高務實不僅打算趁機穩固京營改制的成果，而且因為終于專管一方，打算動一動大明的財政體系了。
當然，基本財政體系暫時他還不敢輕易觸碰，比如讓他直接把大明變大宋，那他是肯定不敢的，也不現實，且沒必要。
核心暫時不敢動，那就先試探試探，找一個既有“群眾基礎”，又是其他人不敢輕動的方向。
比如說完全承認商人的合理社會地位，但同時要求商人承擔其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這件事之所以說它有“群眾基礎”，不是在開玩笑，這個時代的農民其實是知道商人比自己“厲害”的，尤其是大商人。
道理很簡單，大商人不僅有錢，而且必然在官場上有些背景。這些背景，有可能本身就在家族里面培養出了讀書人、官員，有可能是投資了某位、某些官員這個前文有述，就不多說。
總之，但凡稱得上大商人的，一定在背后有官府的背景，超級豪商投資中樞重臣，大豪商投資督撫布政，中小豪強投資府尊縣尊，再不濟一些的也會投資府縣吏員別看吏員甚至不算官，有很多職務論實權的話，幾乎相當于后世的副縣級呢。
而尋常農民呢不好意思，他多半連縣衙都進不去，而且也不想、不敢進去。
商人只分大小，農民卻不是，“大農民”那是另一個階層，是地主階級了，他們可不把自己當農民看待。
所以在農民眼里，商人哪怕是挑著扁擔、推著獨輪車的游方貨郎，那也比他們強，至少見多識廣這種思維在解放初的好些農村都有。
所以中國古代的商人階層挺不容易的，一邊被某些人當面鄙夷，一邊被某些人暗暗羨慕，這里的“某些人”有時候還有重疊。
但不管怎么說，商人在民間的地位實際上并沒有很低，這是可以肯定的，他們的“地位卑下”主要是在朝廷和朝廷官員面前。
然而，這種情況也并非一成不變的，事實上大明立國兩百年，這種局面始終在不停的變化，并且其總的趨勢是商人逐漸受到朝廷的待見對高務實而言這個程度還遠遠不夠，但趨勢還是要肯定。
即便是在原歷史上，自俺答封貢完成以后，商人地位的提升也很明顯。
為什么因為自那以后，大明朝廷幾乎在所有邊境都開放了貿易大概只除察哈爾以外，清末思想家魏源在圣武記中評價這次和議政策“為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因為清朝延續了北疆邊貿。”
開放邊關貿易的政策，是明朝國際政策的一個十分重大的轉折點，同時也是對山西商人的一個重要的商業機會。
從此，晉商相繼逐漸進入了糧食業、茶業、棉布業、畜牧販賣業等行業，一舉成為了明朝時期最重要、經濟最活躍的邊關貿易經營者。明代的著名學者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也就是說，大明最富裕的商幫，南方以徽商最富，北方則是晉商。注江浙商人有很多跑去和徽商同流或合作。
事實上到了嘉靖以后，太祖朱元璋建國時所規定的“庶民廬舍，不過三間、五架”，早已經被時人拋到了腦后，徽商如鹽商等“盛宮室、美衣服、侈飲食、擁趙女”，這些富商追求財富的熱情一時間遠遠高于了任何朝代。
有了錢當然好，但每當他們要去面見官員時就比較不爽了你得把這些盛裝換下來，穿上粗布衣裳去拜會，而且低三下四、唯唯諾諾。哪怕你就是那位官員的“金主”，有時候都只能如此。
有沒有辦法改變呢也不能說沒有，比如說你很有錢，但是又實在不是讀書的那塊料，那么你可以想法子捐個監生也就是國子監學生的身份。
這個身份要說有多貴重倒也未必，畢竟它只是個相當于“國子監在讀”，甚至不是“在讀”，而是“曾讀”。但國子監無所謂畢業不畢業，因為本身那只是為科舉準備的學校，無非檔次比較高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