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的風格不一直都是這樣么不撞南墻不回頭是不足以形容他的，他是撞了南墻那就撞破算了。回頭我海剛峰從不回頭
海瑞要一起辦，就落入王錫爵的套中了，因為被察官員對于主察官員也是有手段可以用的，這里就有兩個大明官場的“習俗”。
什么習俗其一是揭帖。
京察屆期之際，心懷叵測之官員往往投遞匿名揭帖，肆意飛語中傷。故湯兆京便曾說過“私揭一事，向多陽禁而陰用之”，道出了掌察官員對于誣告揭帖的無奈。
雖然“朝廷以耳目寄之言官，許以風聞”，但不少官員卻借京察之機、冒風聞之名，打擊中傷同僚，以圖避免自身被黜。
因為京察之時，“各衙門皆須有人。如此衙門己有人矣，遂不復動，曰難為他衙門也。如彼衙門無人，亦必以人實之，曰奈何空此衙門也”。故一旦中傷同僚的目的達到，部分不法之官員便可逍遙于法紀之外。
“各衙門皆須有人”的意思，就是每個衙門都肯定會有人被黜落，如先已有人被黜落了，剩下的人就安全了至少安全多了。
雖然明廷不罪風聞之人，但一旦誣告被人知曉，雖假風聞之名，終不為美。故匿名揭帖便橫行一時，這亦是京察之前眾多言官反復論列的主要議題之一。
不過，這一條倒不是王錫爵打算用來對付海瑞的手段，他打算用到的手段是第二條。
第二條便是懼察官員還能于此時論劾主察之人，以期逃避察處。
因為京察是有關官員政治前途的大事，“一經黜落，便當離任”，且在直到萬歷后期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一旦因京察而離任，便“永不敘用”，故部分不職官員便事先彈劾掌察之人，以圖避免被黜。
京察之中誣陷主察之人的發端，可以追溯至嘉靖初期。時任內閣輔臣張瑰因在大禮議中積極支持世宗，“抗舉朝四五年”，故與在廷諸多朝臣不合。因而在嘉靖六年京察屆期之際上疏自陳，誣陷主察官員或有“陰樹朋奸，公傷善類”之舉，乞求皇帝的庇護。
然以輔臣誣告掌察官員，畢竟為一時之特例。但在原歷史上，直到萬歷后期，品級較低的言官對掌察官員的誣陷則經常出現。
如萬歷二十七年，貴州道御史許聞造因“依附呂坤之門墻，不顧名義”而為士論所薄，他擔心于京察被黜，故“訌戶部侍郎張養蒙等，挾吏部以避計典”計典、大計等詞，在大明朝都是特指京察。
又如天啟二年，“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己，潛謀驅逐”時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其中雖有黨爭的意氣，但卻與前例相同，皆為言官誣告掌察之人。
與此類似的，還有誣陷給自身注考的堂上官的。如萬歷三十九年，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萬歷二十三年進士因擔心掌翰林院事王圖萬歷十一年進士在考語中注其下考，便指使御史金明時，彈劾其堂上官王圖之子貪污，欲坐王圖縱子行兇之罪，以逃自身被察。
值此大難當前之際，既然已有“習俗”在先，王錫爵自然不吝一試，只要海瑞在南京擺出一副要“一網打盡”的姿態出來，王錫爵這邊馬上就能行動。
為此，王錫爵在他寫給海瑞的信送到南京之時，還有一大波的私函已經寄到了江南各地。不止是王錫爵，申時行的信也同樣不少。兩位閣老大人不辭辛苦，不僅親筆寫了大把私函，府中幕僚代筆的信件更是數不勝數，其目的都是一樣的。
此次南察甚至比北察更受重視，高務實自然也不會只給海瑞寫封信就完事，他那邊同樣也做出了許多相應的布置。
兩派首腦雖然都在燕京，但遍及天下的勢力猶如觸角一般，已經搶先“激活”，都開始蠢蠢欲動起來。
而因為時間關系，尤其是公文傳遞的原因，北察一貫早于南察，所以在海瑞召集相關人手開始布置工作安排的時刻，北察已經如火如荼地進入了第一回合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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