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他在邊墻外陳兵宣威，做出一副整兵備戰、即將攻城，“要么和談，要么開打”的樣子，對這兩地明軍進行威懾。
1632年是崇禎五年，大同和張家口的明朝守將，肯定早就知道明清兩軍在遼東和遼西一帶常年的戰事，但他們沒有料到清軍這么快來到土默特蒙古，出現在遙遠的晉北和張北地區。在嚴重缺乏防御應對措施的情況下，大同和張家口兩地明軍很快都選擇向清軍妥協。
“六月十四，得勝堡明軍遣使十六人至營貢獻，牛兩只，羊八只，綢緞四匹，茶葉一百八十四包，煙葉六包，白糖三十九包，冰糖九包”，而清軍“回贈來人各羊一只”；“六月二十八，宣府守將遣使議和”。
于是，在張家口明軍守將私下與清軍達成議和的局面后，明軍守將縱容當地商人與清軍進行馬市貿易。張家口當地百姓和商人，自然是以山西人為主。明末的“晉商”就是如此和清軍發生了聯系。
冒用他部名義，與大明展開馬市貿易和封貢來往，一貫叫作“挾貢”、“挾賞”，這種現象在當時蒙古、女真各部里都很常見。比如說當察哈爾部與大明關系緊張時，明朝對他關閉馬市。察哈爾就長期冒用內喀爾喀巴林、烏齊葉特兩部的名義，到廣寧挾貢，到開原馬市挾賞，明廷對此也并沒有過多干預。
在韃清入關前，清軍和清軍的八旗買賣人，就是借助土默特的名義，到大同和張家口來和晉商做貿易，利用的是當年隆慶和議后開邊塞馬市的有利條件。張家口當地一些晉商，就在明朝地方軍政官員的許可下，和冒土默特之名的清軍做買賣。
至于晉商出長城，到塞外甚至后金境內去活動，包括所謂向后金“情報”等描述，則沒有正史依據，都是無根據的傳聞。
換句話說，貿易是有的，不僅后來有，其實現在就已經有了。但要說這就是賣國，至少從大明的法律層面而言，卻還談不上。
察哈爾現在也被禁止貿易，但察哈爾有好幾個渠道可以獲得大明的產出，包括與土默特某些非把漢那吉直屬部落的“走私”，包括以內喀爾喀兩部名義在廣寧李成梁駐地合法私市，乃至于在東侵葉赫之前從葉赫手里獲得此前也說過，葉赫經常充當二手販子。
但申時行知道王錫爵這個說法是故意混淆貿易性質察哈爾從土默特、葉赫乃至于內喀爾喀獲得大明產出，都是轉手買賣，相當于多了一層“經銷商”，價格上肯定不那么劃算。
大明之所以此前也沒怎么追究，理由也在這里既然禁肯定禁不住，讓察哈爾多花點冤枉錢也不算太虧，睜只眼閉只眼也過得去。
然而這一次曹簠所言的情況卻不同，李成梁這次恐怕是直接和察哈爾進行的交易，雖然具體情況還不清楚，但可想而知的是，原本那一層“經銷商”的利潤肯定被李成梁和察哈爾分吃了，雙方都可以賺得更多。
而這樣一來，大明朝廷方面還能滿意嗎顯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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