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業發展可以吸納流民，這個倒是善政，從工場作坊收稅，還有你是的在市舶司收取關稅，真能有這么多百萬兩啊”
裕王終于還是忍不住插嘴問道。
難怪裕王對開放市舶司能夠賺百萬兩銀子存疑，實在是和現在市舶司制度有關系。
現在的市舶司，其實是承襲的自唐朝開始以來的模式，且變化不大。
唐高宗顯慶六年，創設市舶使于廣州，總管海路邦交外貿，派專官充任，主要職責是向前來貿易的船舶進行管理，代表宮廷采購一定數量的舶來品，管理商人向皇帝進貢的物品，對市舶貿易進行監督和管理、抽分。
之后的宋、元乃至到現在的大明朝，大體也是這些職責，只是增加或者減少市舶港口。
當然，因為各朝政策的原因，職責也略有不同。
比如大明，因為實施海禁政策，只進行朝貢貿易，所以市舶司還承擔著迎接外國使臣，勘合真偽和禁止民間出海的職責。
或者說，古代的市舶司不僅承擔海關的職能，還承擔一部分外交職權，負責對海外使臣的迎來送往。
而在這其中，外交職能更重，而海關職能偏小，或者說因為市舶司官員私下的一些行為，導致大量本該收歸朝廷的關稅流失。
其實，這樣的事兒并不鮮見，各大鈔關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只不過因為每年繳納的關稅保持穩定，且還有朝中諸位大臣的維護，所以朝廷并未追究。
畢竟，有官身的人，又有哪家沒有家人或者認識的老鄉商人，或多或少都有借出名帖給人行方便的時候。
魏廣德也不敢把其中的貓膩說的太透，只能比較委婉的說道“這其中的利益應該很大，否則何至于會引來倭寇。
海外之人，對我中華物產的喜歡超乎尋常，自唐朝起，南洋和波斯商人就絡繹不絕，他們愿意遠涉重洋而不懼其間的風險就可見一斑。
據說，我中華之物運到萬里之外，貨物價格可以漲數倍，所以我覺得，對于我大明出去的商品，征收相比于商品價格很高的關稅也是可以的。”
對于明朝的商品在這個時代的歐洲到底能賣多少錢這個問題，魏廣德當然是答不出來的，但是卻可以簡單作出一個判斷。
那就是，商人是無利不起早，既然他們遠涉萬里而來，那自然代表其中巨大的利益，那就是在扣除了采購成本和運輸費用及必要損耗后，這趟生意依舊有豐厚的利潤。
魏廣德也不知道這個時候的歐洲是否有山寨大明的商品，但是這都不重要，只要商人愿意來就行了，增加的稅收那些商人是通過壓縮成本去抵消還是提高售價去覆蓋，和他一點關系都沒有。
印象里，明、清時期全世界大量白銀流入中國這是公認的事實，還海運技術并不完善的這個時期都能達到這樣的成果，說明大明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是無敵的存在，大明商品絕對不愁銷路。
“雖然不知道其中的利潤到底有多大，但是夷人每年都會來到我大明周邊購買我大明商品這事兒，我也是聽人說起過，這些夷人甚至直接從倭寇手中收購搶掠的大明商品，這其實也是倭寇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張居正這時候開口說道，他是湖廣人，自然不像那些沿海行省之人對海貿那么熟悉，但也道聽途說了一些。
這個時候聽到魏廣德說的話很有道理，不妨把他聽說的一些事也說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