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廣德開口說道。
魏廣德說的貴賤，在后世說的起身就是物價，一文錢在古代的購買力，不同時期也是不一樣的。
北宋政治清明、人口激增，穩定的社會環境保障了經濟的飛速發展，社會產值總量占據全世界的五分之一。
繁榮的商品經濟市場離不開貨幣的大量流動，所以宋朝自然成為我國古代鑄幣的高峰期，各種年號的寶文錢前后多達43種，年均鑄幣量更是唐朝的20倍，堪稱歷朝之冠。
北宋王朝的一百多年間，國家平均每年鑄造貨幣超過一百萬貫，鼎盛時達到驚人的五百萬貫，經濟的發達程度可見一斑。
詭異的是，在市場經濟和鑄幣業如此發達的情況下，北宋卻深受“錢荒”之苦，時常陷入貨幣短缺、百貨不通的窘境。
縱觀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錢荒”的現象至晚在唐末五代時就已出現，只是由于兩宋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這一經濟學現象才被無限放大。
海外貿易高度繁榮、與少數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日益密切、賦稅制度上的深刻改革，其實都涉及到貨幣危機，只不過中國古代一直沒有把這門學問搞明白。
對于宋朝來說，“錢荒”出現很是突兀，又是前所未有、頭遭經歷的，缺少前人的經驗和預警，全靠自己一步步摸索，貨幣危機的出現也就在所難免了。
初始，經濟發展和銅錢鑄造量匹配，此時宋朝經濟空前發展，百業興盛，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此時的宋朝物價穩定，百姓安居樂業，日子是過的相當好的。
可惜，隨著經濟發展，另一個問題就出來了，那就是“銅貴錢賤”，鑄造出來的一文錢耗用的銅料價格比銅器價格便宜，于是有不少精明的商人偷偷銷毀錢幣，熔制成更值錢的銅器出售，從而賺取暴利。
根據宋朝保留下來的文檔，銷熔十枚銅錢就能得到一兩精銅，制成的器皿價格是原來的五倍之多。
后來國家實施“銅禁”政策，銅礦資源更為稀缺，利潤又漲到了十倍有余。
在巨大的利益驅動下，民間涌現出大批效仿者，不論是富商巨賈還是平頭百姓，都養成了“藏錢”的習慣，寧愿堆在家里攢灰生銹，也不愿意拿到市場上用。
就連官方的錢監里，也出現了熔化舊錢鑄造新錢的情況。
銅錢的價值比它的原料價值還低，大量貨幣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流失掉了，從貨幣變成貨物，流向了銅質器皿市場。
同時，宋朝所鑄銅錢還大量流入境外，也是促成北宋出現“錢荒”現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北宋邊境海關每天都有大量富商巨賈進進出出，出則滿載成車成船的貨幣，歸則帶回大量塞外、海外的商品。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大量的北宋銅錢流向周邊四夷，國內市場上流通的貨幣自然就不夠用了。
不論是北邊的契丹、女真、西夏、高麗，還是西南的大理、吐蕃，大大小小各少數民族政權都在使用宋幣進行商品交易。
這就好比后世的美元和人民幣，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國廣泛流通，正是因為中美兩國進出口貿易繁榮之故。
雖然宋廷制定了一系列律法限制貨幣外流，但還是屢禁不止，這就是為什么不論官坊鑄造多少銅板都不夠用的原因。
民間錢荒，自然銅錢的購買力也在這個時候發生了變化，也就是物價上漲。
包括李覯、王安石等在內的一批有識之士，很早就意識到北宋“錢荒”亂象的禍根，本質上源于銅幣的面值低于實際價值。
從這個癥結入手，北宋先后進行了多次貨幣改革，主要進行了兩個方向的嘗試一是降低貨幣的原料價值，二是提高貨幣的面值。
北宋朝廷最先想到的辦法，就是在銅幣的質量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