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定鼎以來，在對外的戰爭上頭，一向不算拿手。雖說國內力求邊功的名臣大將層出不窮，但因為種種原因，無論對著遼國、夏國乃至南面的邊鄙瘴癘之地，都沒打過什么真正像樣的戰績。到后來靖康年間的慘劇，那更是沒法提了。
南渡以后，孝宗朝和本朝，都曾力圖恢復。然而動兵之前，固然是朝野喧嘩，戰后的結果又總是損兵折將。各處戰場縱有些戰果，一旦胡馬窺江，朝廷支撐不住，又不得不屈辱求和。
站在朝堂立場非要找出成就來，無非大宋皇帝不再是金人的臣子，而轉為侄子。對面的大金皇帝有時候是伯父，有時候是叔父。固然差著輩分，畢竟不用叫一聲親爹，臉面尚存。
自從韓相之首被送到金國，絕大多數宋國的官員都已明白南北的武力差距。就算曾經主張北伐之人也不得不承認，恢復固然是美事，但不量力而行，只能自取其辱。
至于民氣，更已頹唐。雖說有志之士仍舊奮臂，但更多的人從戰爭中既看不到勝利的希望，也看不到利益的來源，于是便如白石道人所說“廢池喬木，猶厭言兵。”
在這樣的局面下，大宋對北面金國的態度，就轉向了妥協和忍讓。兩國關系緩和，商貿立即興盛，商業走私更是不可遏制。在東南沿海州縣如華亭、海鹽、青龍、顧徑與江陰、鎮江、通泰等處，地方奸民豪戶廣收米斛販入北方，每一海舟，所容不下一二千斛，一次就能獲利數倍。這兩年，商人們走私的物資不止糧食，連鐵錠、銅錠、生牛皮、鰾膠等直接轉為甲胃兵器的戰略物資，也成了熱門貨品，一船船地發運出去。
對此，賈涉一向都是清楚的。以他的精明，站在盱眙榷場門口吃一頓飯，就能探聽出哪幾個商賈有問題，回到高郵看看運河沿線的舟船，只瞥一眼吃水的深度，就知道哪家的綱貨里頭又夾帶了物資。
但他知道便知道了，并不去多嘴多舌。
因為一旦多嘴，自家的腦袋隨時會厭棄脖子。
因為這種走私貿易，某種程度上也是朝廷一手縱容出來的，朝堂上有人樂見其成，也希望地方官員們當這個保護傘。
因為大宋朝廷的力量，本來就不足以約束這些巨商，而朝廷在與金國的貿易中，又確實獲得了大宋急缺的馬匹和毛皮等物資。
更因為大宋發現，在這種貿易中得到利益的，是金國的諸多地方勢力。這些勢力早些年以山東紅襖軍為主，他們攻城掠地以后，拿著從女真勐安謀克手里打劫來的錢財，向宋人換取必須的糧食。生意做到后來，來州定海軍又取代紅襖軍一舉成為大客戶。
從海商們帶回的傳聞，賈涉早就知道那定海軍郭寧是個類似于五代藩鎮的強人，與金國朝廷格格不入，反倒是和那些紅襖軍反賊之間，有著敵友難分的關系。
他們展開如此巨額的貿易，其反意早已昭彰。而大宋格外樂于用這種方式，支撐金國境內的不同勢力。金國境內有人造反，有人廝殺，那都是能夠削弱虜人的事情。己方所動用的不過是一批商賈，與朝廷本身全無關系，誠所謂惠而不費。
既如此，誰不愿看場戲，圖個高興
因為這個緣故，大宋在這幾年里，對榷場貿易和走私的管控，呈現出越往東面越寬松的狀態，對不少重要物資的流動，開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西面的天水軍場限于蜀道，本來貿易量就有限，而且主要是北地牛馬輸入之所，姑且不論。襄陽鄧城鎮場、安豐軍的安豐軍花靨鎮場和光州中渡場幾處，管理就漸漸松懈。但因為對面是大金國的南京路，那南京留守完顏守緒又頗有作為，所以商賈在糧食和軍用物資這兩大宗，并不敢亂來。
唯獨盱眙這里，北面隔著洪澤就是山東，直接貫通諸多山東地方的豪杰勢力，市場上的官員們就格外地松懈，甚至對著市場外頭明目張膽的走私也全不理會。
本地的主管官老馬和押發官老羅，甚至還公然收受錢財賄賂，調度麾下兵卒為私渡私販保駕護航。他們收受的賄賂里，大概有六成經過賈涉的手，其實來自于揚州江都方面；另外四成，大都出于合肥方面，背后多半是淮西諸將。
賈涉眼前，這位唉聲嘆氣的金國泗州場榷場使路伯達，便是因為反復被開封方面派來交涉，往來的次數實在太多，慢慢被賈涉等人拖下了水。這聽起來荒唐，其實在宋金兩國的邊境上甚是常見，畢竟兩邊的朝廷都是那么一副松垮樣子，底下人總是要過日子的。黃燦燦的銅錢，誰不喜歡qqne
但賈涉真沒想到，那定海軍郭寧竟然做了這么大事
他并不把路伯達說的言語全都當真，這廝喝了點酒，明顯地開始說胡話，這會兒已經扯到了郭寧的發家史，說那那郭寧早年曾經孤身入中都，縱火燒了皇宮，又頂著大金國的幾千兵馬殺出城。那也太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