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宋子文都在外交部陪著王正廷和馬慕瑞協商關稅自主問題，日方代表則做著最后的掙扎。
1929年7月19日，國民政府就照會過日本，1896年中日通商航海條約展期期滿，應根據平等相互之原則商定新約。
新約未訂之前，則適用臨時辦法。
8月14日，國民政府再次照會日方，但日方表示不接受。
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日本對華貿易具有特殊利益。日本對華出口額“占全國出口百分之四十有余”，比其他國家都高，且輸華的物品多為中國最有可能大幅度提高關稅的輕工業制品。當時的田中內閣甚至直接對金陵國民政府的外交部說“日本在華特別利權，過于重要，實難放棄”。第二，此時日本寄希望于與各國協調一致，共同對抗華國的行動。
1929年10月，美國第一個與華訂立關稅新約，英國也表示贊成華國關稅自主，法、意亦同意，日本被孤立。
田中內閣因對華強硬措施未有效果引起國內的批評，連原本積極支持田中的日本工商業階層，也因“受排貨之影響，漸至不能支持而口出怨言”，“田中地位，岌岌可危”。
意識到華國關稅自主已不可避免的情形下，田中修改對華政策，希冀與金陵國民政府交涉訂立互惠條約。
國內情形也迫使金陵國民政府盡快與日本交涉，取得關稅自主權。
當時葉洛人還在美國，而以虞洽卿為首的上海工商界要求關稅保護甚烈，政府為滿足此輩之要求起見，亦愿關稅自主問題盡快解決。
1929年12月4日，在宋子文呈現給校長的報告中說“日方要求我國承認西原借款，為答允我國關稅自主之交換條件。日方態度既如此，請國府明令頒布十九年一月實行國定稅率。財部當遵照辦理。”
1930年3月12日，中日雙方簽訂草約，并定于5月6日正式簽字。
此時日方代表還在爭取最后的利益，妄圖讓金陵國民政府再退后幾步，讓他們得到足夠多的賠償款。
賠點錢對宋子文而言根本不是事，反正錢也不是他來出，他只要求盡快完成協議，方便他從中大撈特撈。
就在昨天，歷時兩年的中日關稅談判終于以中日關稅協議的擬簽訂而告終，在其他各國承認華國關稅自主的一年半后，日本最終也承認了這點。
雖然為了盡快促成此事，宋子文還答應簽訂了中日特種物品稅率協議，這讓日本獲利極多，但金陵國民政府以此為代價，換得日本正式承認關稅自主，國人夢寐以求并為之奮斗幾十年的關稅自主完全恢復，確實振奮人心。
在特種稅品協議里的貨品，也有重新得到自由增稅的機會，協議里明確寫著“即在協議內所列的特種貨品受限制者，遠則三年近只一載，過此以往，便可自由，譬之行路，雖稍迂回，而終有到達目的地之一日也。”
三年之后，國內即可自由制定關稅政策，不受任何協議稅率的影響。
許多時政評論家紛紛發表看法，說“就此觀之，成立這樣一個關稅協議，不能不算是外交上一大進展”。
陳友德所得的答案便是金陵國民政府配合關稅自主的第一步取銷厘金。
厘金自乾隆年間就在兩湖地區開始盛行，起初是為了征集軍費，至于厘金的泛濫則是從太平天國時期開始，一直保留至民國，而且情況愈演愈烈。
此前負責管轄各地的軍閥還不是一個派系，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厘金規定，且不受金陵國民政府的管轄，商人的商品要從南邊到北邊，不知道得多征收多少厘金，落地還有一份落地稅等著你，毫無利潤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