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隨著考古的深入，越來越多中晚唐和五代十國的文物、石碑、墓志出土，也逐漸翻出了一些東西，有些甚至顛覆了史書記載，也為很多人正了名。
這段時間的社會動蕩，其實跟東漢末年黃巾起義那種社會動蕩，有著本質的區別。
東漢末年那會，亂是從社會底層開始的，而且真正亂的時間并不長，很快就呈現“區塊化穩定”狀態。
對于社會整體政治經濟結構的改變也不大，如果只看結果的話，那就是大大加速了門閥世家掌權的進度。
西晉的閃崩不是偶然的，是社會革新不夠的必然產物，所以開國即有暮氣。
但自中唐開始，到五代十國的后周滅亡這段時間。唐宋之交的動蕩是從上層開始的，也就是安史之亂引爆的。社會底層的動蕩，更多的可以稱之為“變革”。
是一種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我總結了一下，大體上有這么幾個方面的轉變：
一、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轉變。
中唐以前，是士族地主的大莊園經濟占支配地位，而中唐之后，則是逐漸以庶族地主的莊田經濟占支配地位。
后者的復雜程度，呃，怎么說呢，要是單看宋代，可謂是集古今之大成，各種歪招毒招奇招妙招都用上了，無所不為其極。
宋代是個妖孽橫行的朝代，其制度體系腦洞之大，堪稱是獨一無二的“逆練神功”，也是一代走完就丟歷史垃圾堆了沒有被繼承下來，我這里就不單獨拎出來說了。
莊園經濟與莊田經濟一字之差，內涵大不相同。
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屬于“三位一體”復合型小王國。莊園主作為士族代表，既是高官（或家人是），也是私軍頭目，同時還是地主。
其中的佃戶多半是朝廷賬冊上的黑戶，平時為佃戶，戰時為私軍。生是莊園主的人，死是莊園主的魂，子孫后代都無法脫離莊園。
而莊田經濟，佃戶的人身依附關系，大大弱于前者，佃戶不想跟地主混了，可以換按照契約在別家混。地主無法再像從前那樣，隨便呼號一番就能糾集起一支大軍了。
二、社會基礎的改變
跟上面一條互為表里。
中唐以前，是貴族社會。唐宋之交，是貴族政治解體，庶族寒門政治上位。
社會結構，從以前的大貴族大特權，逐步解體為“勢官地主”。
這是我想出來的一個詞，大概還算貼切吧。
“勢官地主”逐步通過科舉為紐帶實現人才更迭，構建政治關系網達成的。
科舉本身的核心問題，其實不在于是否公正，而是在于科舉并不能培養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