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司長說“是有，那得碰運氣了，解放初期為了解決老百姓的住家問題，幾乎把咱京城的大點的院子全拆了零了，最大的一個親王府，一個院子住了二十幾戶，最小的像我住那種，院子里也有五六家，整個京城都是這樣，塞滿了。
從前兩年開始，就有不少人在打四合院的主意了，有些是解放前跑了，現在回來找政府要房子，咋辦政府不能不講道理啊，人家證件房票啥都有，那就還唄，這樣一來二去，居住方和產權方就形成現在這樣的局面了，誰拿誰也沒有辦法，好一點的能按期收點房租，大部分甚至房租都收不上來，天天到處告狀。
還有的是想自己攢個院子的，今天買一份產權，明天說通一家搬家，那得跑多少次單位，去和居民說多少次才能湊下一個完整的院知道不我知道的最短的兩年，最長的五年多了，現在還在跑呢。沒有辦法，這可不是一家兩家。”
張興明問“就沒有產權清晰的這么多院子，我不信全是那么復雜。”
柳司長說“有，幾個院子一份產權的都有，但那都是園林啊，博物院，學校，街道還有解放前就存在的原房主這些，想從他們手里買下產權不太容易，而且還是得解決居民的問題啊。”
張興明說“試試吧，我還是想買幾套，由其是后海這片，我知道有不少大宅子，你幫我打聽一下唄，萬一遇到沒這么復雜的呢對吧”
柳司長苦笑了一聲，說“行吧，我給你問問，明晚見面說吧，我先掛了，剛才以為是哪個單位的保密電話呢，你嬸子和孩子被我趕到院子里去了，我去叫他們回來，外邊多冷，我跟你說兔崽子，要是你嬸子和我兒子凍出個好歹來我看你拿什么賠我。掛了。”
柳司長掛斷了電話，出去叫在院子里凍的下哆嗦的老婆孩子去了，張興明這邊放下電話開始發呆，心里總覺得有啥地方不太對勁。
坐在那想了半天，張興明抬手拍了一下大腿，年代，自己忘了這茬了。
后世四合院火起來，交易頻繁，那都是九十年代中期了，離著現在好些年呢，那時候京城已經開始擴建翻建，許多單位的職工搬離了胡同區，好多院子要么閑下來了，要么剩個一兩戶，而且都迫不及待的想搬走上樓，市場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熱了起來。
可86年呢只要院內居民的原單位不能再分一套房給他住，還真就沒法逼人家搬家，產權是你的，但人家是住的國家的啊。
那時候京城這邊的大部分雜院福利房也是要交房租的，一般是街道代收，一戶人家甭管幾口人，一個月幾塊錢的租金必須按期交，一般單位發工資的時候又會給補貼回來。
一直到九十年代末，中央限令強制結束福利房政策，原有福利房交易給住戶并辦理產權證明，才算基本上結束了這種紛亂，但事實上京城的福利房轉產一直持續到2005年還有些地方沒扯清楚，難點就是這些大雜院。
不過好在那個時候，大部分居民都不想在這壓抑雜亂的大雜院里和了，紛紛自己想辦法搬走，這邊能賣點就賣了，對于產權方或者購買方來說，事情變得容易得多，同時，購買的價格也就一高再高。
而且說實話，四合院其實如果不花大價錢改造的話，住起來其實并不舒服，后世之所以火的不得了，也是一種需要性的炒作而已，成了顯示身價和身份的標志了。
后世一億買個院子，想住的舒服，至少再填兩倍進去，這種古建筑的改建修繕以及現代化改造的費用加起來，能把人嚇尿了，但不改建不改造你就想住舒服你真想多了。
后來一直到2016年，北京三環內都還保留著幾大片大雜院，一些是根據計劃保留的古建筑胡同文化群，經過規劃維護修繕，成為一種地理文化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