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項工作上，沙正陽其實是有些擔心的。
擔心來自幾個方面。
一來，林春鳴初來宛州，威信尚未完全確立，攻堅克難，難免要觸動一些利益。
二來，改革本身就是創新和探索，一些法律沒有明確界定，政策沒有明確規定的東西，你敢不敢去嘗試打破這意味著具有一定法律政策風險，除非獲得更高層面的首肯和支持，否則到時候被迫“糾正”或者廢棄，那負效應更大，還不如不改。
三來，宛州較為保守封閉的社會氛圍也是一大難題，稍有“出格”之舉，就可能會引來“口誅筆伐”，這也是為什么每每改革創新之舉都發于沿海開放地區的原因。
所以沙正陽一直主推希望盡快組成黨政代表團去長三角和珠三角這些改革開放橋頭堡地區去考察學習，讓那些代表著宛州中堅力量的領導干部頭腦先去經受一番洗禮，從思維理念、觀點意識到眼光見識都能得到一次徹頭徹尾的更新洗刷，只有讓這些人的觀念思想都真正受到觸動，才能減輕他們對改革的抵觸情緒以及帶來的阻力。
現在鐘廣標來了，態度如此鮮明激進，倒是讓沙正陽多了幾分信心。
在沙正陽看來，對地方這些不涉及國計民生戰略產業的普通國企，如果真的在經營上難以為繼，那么就應當果斷放手，通過各種方式來促使其徹底市場化。
只要能達到確保國資不流失，絕大多數企業職工利益不受損這兩個基本要求即可，其他的任何方式模式均可采用，管他mbo也好，引入外資也好，職工持股也好，都無關大局。
在銀臺關于東方紅集團的企業改制就經過了幾番爭論，僵持不下，最終只能讓管理層和普通職工一樣持股，然后通過收購一些不愿意持股的職工股來強化管理層話語權。
而這一點沙正陽覺得有很大的隱患，一旦這些管理層覺得企業不再符合其從業意圖，那點兒股權難以對其產生多大吸引力，隨時可以走人，這對于企業可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所以在離開東方紅集團時，他就再度提交了一份給予整個東方紅集團管理層的期權激勵方案給銀臺縣政府，并做通了桑前衛的思想工作。
這個方案也獲得了紅旗村和東方村的認可，在這一點上沙正陽覺得高長松和楊文元甚至比縣里一些領導更看得開，當然這可能也是因為自己對他們的影響力，或者說他們對自己的信任度更高的原因。
但桑前衛也明確表示這個方案恐怕很難獲得賀仲業的認可，齊云山那里也一樣，倒是賈國英和趙嵩可能會支持。
沒有一把手點頭，這個方案就難以實施，哪怕縣政府和鎮上只是小股東，所以這個方案只能留待縣委i書記易人之后看有無希望了。
銀臺的事情，沙正陽自然是管不到了，但是宛州這邊卻又落到自己頭上，而這一次自己不再是受約束者，而是具體研究政策執行方案者，如果能夠得到市委幾個領導的認可，那么沙正陽覺得在這幾家企業改制上，自己倒是可以大手筆的嘗試一下，只要能把企業盤活搞起來，擔一些風險也是值得的。
沙正陽不是很認同“冰棍理論”，但是也認同“冰棍理論”中的一些觀點，比如難以適應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如果不盡早處置，那么資產就會持續流失，直至只剩一根冰棍木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