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穩、冷靜、膽大，你似乎并不在意我是否能夠搜尋到證據，也很肯定我一定找不到任何線索……”，他說到這里的時候拿起筆在桌面的本子上記錄了一些信息，“說實話，我已經可以肯定你就是兇手。一個正常的少年人在面對故意謀殺的指控時，哪怕他真的是無辜的，他也會表現出緊張等一系列的心理反應，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接下來會面對什么，但是你很冷靜，冷靜到有些可怕！”
“我認為早在一段時間之前，你似乎就已經做好了一切的計劃，也確認能夠洗脫自己的罪名，所以你知道自己不會有事，才如此的冷靜，是這樣嗎？”
杜林聳了聳肩膀，“如果我說是的話，那么這句話會作為指控我的證據之一嗎？對不起，我不明白你在說什么。”
史蒂文放下手中的筆，偏著頭看向了坐在一邊的普朗多，笑說道：“很狡猾的小子，也很聰明，我相信這些指控應該都是真的……”，他拿起右手邊桌角擺放著的大約一寸厚的卷宗，里面都是一些指控杜林和同鄉會犯罪的證據，“但是如果我們想要讓他認罪，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同時也會很艱難。”
史蒂文說的很直白，也沒有回避杜林，根據帝國法律，犯罪嫌疑人的律師介入必須在第一次審訊之后，這是為了避免律師在外界通過某些渠道得到或者改變了一些信息，然后交代給犯罪嫌疑人，讓他在審訊時說謊。
在四年前，一位杰出的演員被指控殘忍的殺害自己的妻子以及妻子的父母，他被抓捕之后拒絕吐露任何一個與案情有關系的內容，反復強調需要在律師的陪同下，才會開口。他與律師的第一次見面則是在兩個月后，在外面活動的律師經過漫長的時間打通了所有該打通的關系，然后在見面時交代了他該如何面對審訊，以至于到最后這位演員在一系列的證據配合下，被當庭宣布無罪釋放。
兩個月的時間里律師為他偽造了真實的“狂躁癥”和“妄想癥”的精神疾病證明，當然第一次診斷和治療時間是在案發的一年前。還為他用錢收買、未必恐嚇或是利用權力等手段，讓所有出庭作證的證人統一了口徑——演員的妻子“其實”早已出軌，而她的父親常年酗酒并且經常威脅演員要殺死他……
在這么多證據和陪審團半數陪審員以及法官的“幫助”下，他重獲了自由。
盡管人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成功的鉆了一個法律上的漏洞，為此帝國議會提出了關于《辯護法》的修正議案，律師介入案件必須在一次審訊結束之后。
看似針對性的法律法規一樣存在著漏洞，就像凱文所說的那樣，越詳細的條款，漏洞也越多。而這一次，漏洞就出在警察局方面。怎么審訊，審訊的力度如何，都是警察局里面的警察說了算。以前他們需要律師買通證人，現在他們需要律師先買通警察，他們……就是那些罪犯。
如果拋去其他的因素，第一次審訊的確非常的重要。罪犯被逮捕之后肯定處在一個心態失衡的狀態下，既然能夠被批捕，就說明警察們掌握了一定的證據，但是關于到底掌握了那些證據，重不重要，坐在被審訊位置的家伙肯定不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極有可能說出一些不該說的話，而這些話，將作為最直接，也是最有利的證詞用于最后的庭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