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態度已經脫離了那種更加低級的層面，很多人在談判中當對方提出了看似荒誕無稽或者過分的要求時，第一時間的想法就是拍桌子摔椅子然后大聲的告訴對方這不可能。
但實際上越往高走，談判中的火藥味雖然濃烈，卻不可能發生走火的事情。
所謂談判，必然是由強勢的一方主導整個談判的節奏，就好比現在的杜林。
他有底氣，有辦法，而且站在了勝利者的角度上，談判不談判對他來說其實是一樣的，他已經贏了，談判只是將接下來的時間更有效的縮短而已，收益并不會受到損害。
這個過程不能傷害到他的核心利益，否則他就會中止談判。
況且往往主動要求談判的都是弱勢的一方，除了極少數個例之外，只有站在弱者的角度，受害者的角度，他們才會想要快速的結束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災難。當主導的強勢一方提出自己的要求時，不管有沒有理，過不過分，他們都必須嘗試著思考，然后才結合實際情況作出最終的決定。
這就像是兩個人在打架，總會有人厲害一些，有人弱小一點，弱小的已經被強大的按在地上反復摩擦，承受不住要求談判，強大的那個提出了一個就算過分的要求，他也需要思考一下，才能做出決定是接受不合理的要求然后結束戰斗，還是拒絕不合理的要求，重新躺下被繼續毆打。
沒有主導權，又是弱勢的一方，生硬的粗暴的拒絕只會引來更加瘋狂的打擊，那種動不動拍打著桌子梗著脖子咆哮“這不可能”的談判人員，只能夠出現在沒有什么文化底蘊，整個管理層學識程度不高的微型企業里。
行政顧問的問題很簡單，他表明了商會的立場——如果可以的話，他們不愿意在這方面作出讓步，只要能夠從其他方面解決矛盾的核心就行。
同時也表達了另外一層意思，那就是未必不能夠在這件事上作出適當的讓步。
隨著東海岸大批貨輪因為涉嫌走私被扣押，商會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每天都有很多資本家打電話給商會，詢問調解的結果，以及一個準確的時間。
海軍不像是陸運，出了問題在當地租一個倉庫把東西裝進去就行了。
海運出了問題不僅要扣留貨物，還要扣留船只，這些貨物的所有者除了需要支付運費之外，還需要為扣留期間產生的各項費用負責，這是一筆很大的開支。
越來越大的外部壓力加上格雷先生引而不發的內部壓力，已經讓商會的內部出現了一些不太好的現象。
一些已經習慣了商會快速幫助會員解決問題的資本家們開始議論，為什么這次出了事情之后，商會到現在為止都沒有進行任何的手段去溝通解決。
是商會有意要為難某些會員，還是說商會解決不了現在爆發的麻煩？
無論是哪一種猜測，都比問題本身對商會產生的傷害更加的可怕。
因為質疑如果不被終止，很快就會演變成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