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三人坐在松軟的沙發里，何銳很舒服的問道“報告我之后看，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什么問題么”
“斯大林總書記給我的感覺，他對于新貿易模式非常了解，雖然我此行的目的是這件事，但斯大林同志對此并不在意。他提出的問題大多關于我們在東北以及現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的五年計劃帶來的變化，尤其是對數據很感興趣。”
吳有平聽莫里循這么講，就跟了一句，“主席對此怎么看”
何銳慢悠悠的答道“我猜，斯大林同志想從我們的經濟趨勢中尋求一些可以借鑒的經驗吧。不過中蘇兩國的國情不同，我們的具體經驗對于蘇聯的幫助有限。”
聽何銳這么講，莫里循立刻想起了一個細節，“斯大林總書記好像對于我們的工業產值格外注意。我說出，預計1927年，中國的農業產值大概會占工農業總產值的55，工業產值大概是45。我看到斯大林同志好像很想詳細詢問，但是卻沒問。”
吳有平并不訝異，中國政府對于工農業產值也很注意。從1924年1月開始在國內執行5年計劃，根據統計與預測，中國的工農業總產值到1927年可能會增加一倍。如果1928年退出金銀本位的貨幣模式完全落實，中國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可能達到200人民幣。
根據現在國務院統計局的判斷中最樂觀的部分，到1929年，中國的工業產值有可能達到總比的50。吳有平很希望這是真的，但是吳有平自己也不敢確定，就問道“主席，我們與蘇聯的政治經濟基本理念都是發展生產力，可我們的經濟模式不同，這會導致多大的區別”
“我覺得沒什么區別，蘇聯不能采取我們的經濟管理模式，不是蘇聯的模式比我們好或者不好，而是蘇聯要采取對他們來說最有效的管理模式。譬如，我們現在的統計中顯示，過去3年中，有3左右的農村人口已經離開了農村，進入城市工作生活。而農村中，也有35的人口，正在脫離農業生產，從事小商品經濟生產。就算是我們現在人口在5億左右，這5有多少人”
莫里循稍一計算，5億的5就是2500萬，2500萬人口大概是蘇聯五分之一的人口，如此巨大的變動放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將造成可怕的沖擊，但是在中國的直觀感受中，城市更熱鬧了，負責治安的人數量多了，除此之外并不太明顯。
“蘇聯是現在世界上地緣政治局面最糟糕的國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地緣政治最糟糕的國家，只怕連德國都比蘇聯強一點。至少，與德國接壤的國家中，法國已經沒有那么強烈的復仇主義情緒。波蘭對德國與蘇聯都有敵意，但波蘭是反蘇的前線，戰略方向必然是向東。蘇聯承受著來自西部、南部的壓力，有可能遭到入侵的邊境線有數千公里。我希望同志們多從這個角度考慮蘇聯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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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有平與莫里循當然知道蘇聯的地緣政治局面，只是不太會去這么考慮。吳有平想了片刻，笑道“如果這么說，我們中國當下的地緣政治局面其實很不錯呢。”
“我認為應該用壓力很小來描述。”莫里循作為前專欄記者，對吳有平的用詞進行了微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