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我若是去講，大家立刻就當真。路徑依賴本就是一個探討的方向。”
“那么請主席給我講講您對美國高關稅的路徑依賴吧。”秦霆宇是真的很有興趣。
十幾分鐘后，秦霆宇明白了何銳的思路，也覺得自己理解了何銳不愿意親自去和財政部談這個的原因。高關稅的確是美國的傳統，但是高關稅能否解決美國爆發經濟大危機所引發的經濟問題，也完全看不出必然性。
高關稅可以阻擋外國商品，給美國企業擠出來市場。而且美國商品在當下的世界上非常有競爭力，所以面對其他國家可能的經濟報復，美國的承受力比較強。所以高關稅并不是解決美國經濟問題，而是在政治上維持穩定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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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美國胡佛政府會不會采取這樣的政策，并沒有必然的把握。不過從政治角度去判斷的話，美國采取高關稅的可能性的確比單純從經濟角度考慮問題來的高。
談完這些，秦霆宇的確感覺輕松了不少。在前往財政部的路上，秦霆宇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中國是不是也有路徑依賴。如果是農業時代的中國，政治的確有很強的路徑依賴。但是工業化時代的中國呢？
想了一陣，秦霆宇突然發現，現在中國的路徑依賴大概就是依賴于何銳的決定。如果是別人對秦霆宇講述‘路徑依賴’，秦霆宇應該會很認真的聽，但是絕不會立刻按照這么一個思路去與財政部的同志們進行交流。反倒何銳這里，秦霆宇會很自然的按照一個十幾分鐘前還沒聽過的思路去執行。這就是標準的路徑依賴。
何銳是一位戰略家，他提出的戰略構想，制定的各種政策都獲得了成功。在這種信任感帶來的權威被徹底削弱之前，同志們也沒有其他的路徑可以選擇。
1929年4月，柯立芝總統參加了胡佛就任總統的儀式。而胡佛也在就任總統的儀式上精神飽滿的對參加就任儀式的美國人大聲宣布了他的看法，“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很快就會看到，把貧窮從這個國家永遠驅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頭。”
聽到這里的美國人民則發出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表達他們對于永久遠離窮困的期待，以及對胡佛總統的信任。
1929年，6月，《中美投資、貿易與關稅一攬子協議》簽署。8月，《中美產業合作與關稅調整追加補充協議》簽署。
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文章，‘……我們曾經想通過各種手段從外部打開中國市場，卻最終沒能成功。現在，一位出色的中國領袖率領的中國現代化政府向美國打開了中國市場的懷抱。這向我們證明了，只有現代政府才能理解現代經濟。幫助中國成為一個更現代化，更開明的國家，必然會促進中美兩國的友好，進一步擴大兩國的貿易。’
不僅是華爾街日報，大部分美國媒體都在稱贊中國政府。這些文章把何銳看樂了。在美國左翼的眼中，中國并非一個邪惡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消除貧困，普及教育，推進平等，促進國家發展方面的確做到了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事情。
美國右翼媒體同樣不討厭中國。因為土改這種事情，各個工業國都干過。中國的土改方案并不顯得異乎尋常的殘暴。而且中國并沒有消滅私營企業，采取的也是歐美完全能接受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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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文明黨在中國1929年大選中以壓倒性優勢奪得了絕大多數國會席位，何銳以超過90%的選票連任中華民國主席。只要不是用惡意視角看待中國的人都能理解這樣的結果。拯救國家命運的領袖，將全國人民從破產狀態中拯救出來的政黨，必然能夠得到這樣的支持。
基于打開中國市場所帶來的刺激，美國股市又漲了一波。實業家、學究式的經濟學家和政府領導人都表示對未來充滿信心。財政部長安德魯·威廉·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眾保證：“現在，沒有擔心的理由，這一繁榮的高潮將會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