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8年后，蘇聯的命令式管理模式下的企業主要目的是完成蘇共中央，蘇聯政府下達的生產計劃。蘇聯也建立起了如何完成生產計劃的管理體系。隨著蘇聯的經濟快速發展，這個計劃體系也在不斷擴大，逐漸覆蓋更大的社會空間。
現階段，蘇聯的計劃管理內，企業效率很高，分配也相當合理。蘇聯人民收入快速提升，對政府的滿意度很高，生產熱情高漲。但是高效本身就需要排除意外，意外往往等同于變化，這個世界則是處于永恒的變化之中。
蘇聯現階段的經濟模式將發揮出強大的威力，以推動蘇聯的高速發展。在完成此階段之后，蘇聯如何應對更復雜的需求而不斷提升企業支出，是我們需要觀察的重要內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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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潤石看完報告的最后一段，覺得報告里面中蘇兩國企業的對比案例的內容還不能滿足他此時的需要。李潤石便讓秘書去詢問能否借調商務部的有關資料，秘書聽完后試探著問道：“李部長，我們可以向商務部咨詢，也能向黨校咨詢。”
李潤石答道：“找智庫。”
秘書愣住了。文明黨是執政黨，同樣也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學術組織，所以文明黨的成員要定期參加學習，黨校則是學術研究機構。而智庫則是文明黨體系之外的學者組成的咨詢機構。現階段，這些智庫只能以商業機構的身份進行注冊，也就是說，當下的智庫是個販賣知識與預測的機構。
“部長，智庫是收費的機構。”秘書提醒道。
宣傳部并不至于缺乏最起碼的部門資金。李潤石知道宣傳部不差這點錢，而且很確定秘書在意的并非是資金，而是如何上報這筆資金。李潤石心中稍一盤算，便做出了決定，“找到這個領域研究的智庫，我們付錢。”
等秘書離開后，李潤石心中也頗為忐忑。中央集權的政黨面對一個制度上的問題，“如果一個組織并非在黨的領導之外，這種組織的存在價值是什么。”
如果是蘇聯的制度，黨之外的組織都有有害的，至少其危害性超過其利益。
在中國的傳統制度下，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一個能夠向民眾提供對社會完整解釋的組織，如果不服從于朝廷之外，那就是對朝廷的威脅，有剿滅的必要。如果這種組織不肯歸于朝廷管轄，韓非子在《五蠹》里面早就說的非常清楚，“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
翻譯成現代漢語，儒家利用文獻擾亂法紀，游俠使用武力違犯禁令，而君主卻都要加以禮待，這就是國家混亂的根源。犯法的本該判罪，而那些儒生卻靠著文章學說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該處罰，而那些游俠卻靠著充當刺客得到豢養。所以，法令反對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處罰的，成了權貴豢養的。法令反對和君主重用，官吏處罰和權貴豢養，四者互相矛盾，而沒有確立一定標準，即使有十個黃帝，也不能治好天下。
更直白點，當年姜太公封齊國，當時齊國有兩位賢者，對于國家治理非常精通。齊國國君姜太公邀請兩位入齊國的官府為官，兩人拒絕了。齊國國君姜太公立刻派人誅殺了這兩人，原因非常簡單，在野的人不該有這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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