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局勢頗為復雜，于岑知道自己既沒有能力理清楚，也沒有時間和責任去理清楚，便提出了問題，“現階段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
李潤石也沒時間研究印度，所以他也回答這個問題的自信。好在何銳在戰略判斷上給出了明確的指示，“現階段中國在印度的最高戰略需求并非是完成革命，而是將印度地區的革命在中國的引導下進入以發展生產力為核心目標的道路上去。在這個階段，即便東亞地區的土地政策并不完全適用于當下的印度地區，但是只能開始。。
我們通過與先進的印度地方革命力量合作，完成土地革命。之后，隨著印度與先進工業體系的貿易，就可以有效的持續推進印度的社會進步。所以，何主席認為現階段我們應該勇敢的深入到印度社會中間。這樣的做法，不僅無法實現我們的目標，解決印度的問題。還會被印度人民誤解。”
聽到這句“被印度人民誤解”，于岑下意識的抿緊了嘴唇。亞洲聯軍，或者說中國軍隊的軍紀以及政治性沒的說，絕無侵害印度人民的行為，更沒有高高在上頤指氣使，所以印度人民的“服從性”給于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國人的服從性是后天訓練的結果，而且這種服從也更多是針對正確方向的服從。如果于岑不是1位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并且接受過邏輯學與心理學的系統學習，他就會認為印度的服從性是“天生”的。
何銳早就對進軍印度的部隊強調過，千萬不要相信印度人的承諾。于岑從1開始就從何銳少見的強調中感受到這個交代的重要，也1直很注意此事。但是真的與印度人接觸過后，于岑還是被震驚到了。
與這種懶散與不靠譜相對應的是印度人的“服從性”。不管中國人說什么，印度人都會在表面上“十分服從”，讓干啥就干啥。等事情進入到真的需要印度人完成任務的階段，印度人的反應就仿佛他們故意對著干1樣，會讓中國國防軍氣歪鼻子。好在中國國防軍本就沒有依賴印度，盡可能避免與印度人合作，這才沒有釀成問題。
回想著種種，于岑嘆道：“李主席是否誤解了印度人民的誤解？”
李潤石雖然沒有在印度工作過，卻也認真研究過印度報告。論起連陽奉陰違都算不上的懶散，東南亞不少地區也差不多。李潤石解釋道：“于司令，政治的核心工作內容是對于制度以及利益的領域。面對切實的利益，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管是中國人民還是東南亞人民，以及印度人民，在這方面不會有任何區別。
如果說有什么區別，那就是中華文明畢竟發展到了1個高度，這個高度讓中國明白，1切都不要搞虛的，只要敢于真正面對人民利益的分配，在必然會引發新矛盾的同時，也有可能解決舊矛盾。
現階段，我們的部隊就要展現出我們敢于斗爭的1面。而政治工作則是讓印度人民明白，哪怕幾百年都始終無法改變的社會現狀，我們也敢去挑戰，并且為了印度人民去打破所有枷鎖！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1個階級推翻另1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聽到這里，于岑頗受震撼。他原本以為李潤石是1位學者型領導人，卻沒想到深厚的學術功底讓李潤石擁有了面對殘酷現實的勇氣與能力。
但此時于岑也不敢真的完全相信李潤石，便答道：“就請李主席安排工作。”
這邊李潤石開始運營印度獨立地區的革命工作，那邊德國專家中有1少部分留在斯里蘭卡考察，大部分乘坐飛機直飛新加坡。這次大審判的討論地并沒有設在中國境內，而是放在新加坡。在得到解放的地區，有各個分會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