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這里，李潤石心中感嘆，忍不住插話進來，“我倒是覺得，大量來自賤民的國大黨成員被殺，反倒更有效的促成了國大黨與封建王公的合作。”
程若凡愣了愣，隨即拍案大贊，“這個方法論好！李主席，這份報告若是你來寫，肯定會更有穿透力。”
李潤石沒有接這個茬，他在當宣傳部長黨校校長的時候就負責給黨內寫文章，評價都非常高。他現在接茬的話，就有批評其他同志水平不足的味道。李潤石個性中對踩別人來映襯自己毫無興趣，絕不可能這么做。
程若凡性格也很純粹，方才的話只是發自內心的贊美，說完那話后就接著說道：“現階段國大黨基本算是印度最大的反動派，我認為必須制定針對國大黨的計劃。”
李潤石此時也進入了工作狀態，對于解散第3國際引發的負面情緒完全被驅逐在腦海之外，他正想說點什么，就看到面前碗筷，便問道：“吃完再說。”
兩人風卷殘云般吃光了飯菜，讓勤務員收拾碗筷。兩人到了旁邊的小會議室內，勤務員很快端進來清茶，李潤石在茶水的香氣內說道：“我不認為國大黨的建國目標就是要讓印度人民繼續在封建制度下遭受苦難。以國大黨現在的綱領來看，即便以中國為標準，印度國大黨也是1個追求民族解放的政黨，談不上是反動派。”
程若凡搖搖頭，“我認為國大黨很清楚土地革命對于經濟與政治的作用。既然國大黨與封建邦國合作，他們就不可能真正實現東亞地區完成的土地資產重組。印度人民只要繼續承受土地私有制帶來的剝削，即便中國主導的全球新秩序幫助印度解決了安全威脅，國大黨也不可能真正解決經濟問題。”
李潤石認為程若凡的看法已經很有水平，但是李潤石還是解釋道：“我認為國大黨是真的不知道他們與封建勢力合流所要付出的代價是什么，這種時候我們所要做的是幫助國大黨，而不是將國大黨視為反動派。在印度，比國大黨反動的政治力量太多了。”
程若凡依舊搖頭，“主席所說的那個笑話，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我認為這個忠誠指的是對核心理念的態度。國大黨是1個沒有能力進行武裝斗爭的政黨，其黨內堅定的革命派是錢德拉·鮑斯。錢德拉·鮑斯不僅是國大黨內的少數派，其理念也被印度國大黨堅決反對。李主席，你肯定很清楚錢德拉·鮑斯是怎么遭到國大黨上層的徹底反對！”
李潤石點點頭，1938年1月，鮑斯當選為國大黨主席，剛1上任，他就著手建立1個民族計劃委員會，提出重建印度，土地改革，實行國家工業化等國大黨新的經濟綱領。形成同甘地那種以手工紡車為代表的消極經濟主張之間的尖銳對立。鮑斯的這1經濟主張，遭到了國大黨內部保守集團的強烈反對。
1939年初，國大黨保守派集團推出右派領袖帕達比·西達拉馬亞作為國大黨主席候選人，借以破壞鮑斯的行動計劃在國大黨全會上通過。國大黨激進派再次提名鮑斯為國大黨主席候選人。1次提出兩個主席候選人，這在國大黨歷史上還是第1次。這反應了國大黨內的矛盾的不可調和性。
1939年1月19日，國大黨舉行選舉。選舉結果是鮑斯以比西達拉馬亞多203票而再度當選國大黨主席。國大黨保守派對鮑斯的再度當選反應強烈，甘地帶頭出來反對，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全體會員，除了1人外全部拒絕與鮑斯合作并集體辭職。
1939年3月10日，國大黨召開52界例會，鮑斯因病未能參加，行動計劃流產。這幾件事使鮑斯感到很失望，他認為在失去甘地派的支持后，繼續留在國大黨內也不會有什么成就，因此在4月毅然辭去了國大黨主席的職務，同年6月，他組織了前進集團與甘地的國大黨決裂，并準備把全印度的激進派別都集中在這1集團里，繼續同英國殖民當局進行堅決的斗爭。
也就是這個階段，錢德拉·鮑斯才徹底轉向投奔中國。在此之前，大量印度地區的革命者都選擇與中國合作，錢德拉·鮑斯卻始終認為從地緣政治角度，中國對獨立后的印度地區有著巨大的軍事威脅，始終沒有決定與中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