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洛夫本來不想吹捧中國，因為現在的蘇聯最重要的是追求穩定，有了更先進的模式，只會影響蘇聯的穩定。但與馬雷舍夫的工作會議卻不得不提及中國的先進。如果不是為了盡快提升蘇聯的自身實力，基洛夫不愿意這么做。
但馬雷舍夫以專業視角看中國，倒是給了基洛夫很大提示。思索了1陣，基洛夫問道：“委員同志，您認為中國的電子管計算機是從1926年而不是1928年開始大量投入實用階段？”
馬雷舍夫沒有絲毫遲疑，“是的。電子管計算機的發展需要時間，我不認為中國會提供最先進的技術，我們拿到的技術大概落后中國2-4年。就以我國拿到的技術來看，中國已經積累了數量龐大的計算模型。這些模型的確定，需要大量的專業數學人才。根據我國科學院的分析報告，完成這些計算模型，大概需要3000名科學家進行10年以上的積累與研究，推算起來，中國應該是在1926年就已經開始了計算機的應用研究。
這也符合我們對中國科技人員的數量判斷。中國的科技體系建設是從1916年的東北開始，1924年，中國每年畢業4萬名左右的大學生。這些大學生們還需要2-5年的工作經驗才能承擔起行業研發的重擔。中國在1928年才開始大規模與法國合作。這個時間重合，才會讓我們生出中國是基于法國技術而全面發展的錯覺。
如果假定中國在1926年就開始大規模使用計算機進行輔助計算，才能得出中國如何擁有當下科技發展的合理解釋。各國工業發展都是基于積累的數據而1步步走過來，我國是這樣，歐美各國同樣如此。
基洛夫委員您所說，計算機能夠有效幫助做決策的人員拿到基于大量數據的方案。中國必然是通過計算機提供的大量計算數據，得出了更多有價值的方案，并且執行。這才能讓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獲得當下的成果。”
基洛夫越聽越是訝異。因為他只是根據個人經驗做出了判斷，而馬雷舍夫則是從1個項目應用者的角度分析了計算機的使用領域以及使用結果。
專家的分析不僅讓基洛夫有了豁然開朗的感覺，更讓基洛夫在未來改造斯大林體制的設想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基洛夫早就確信，自己必須改造斯大林這種專斷模式。但是斯大林的專斷模式最大好處在于能夠有效解決問題。如果基洛夫改變了這個專斷模式而導致國家運行效率降低，那還不如不改革。
如果計算機輔助能夠提供更精準的數據以及更有效的方案，基洛夫就可以在他接過斯大林交給他的權力后，采取更溫和的手段來管理國家。
思考了片刻后，基洛夫覺得此時想不明白。便說起了另外1件讓他在意的事情，“馬雷舍夫委員，您對于《論持久戰》的評價如何？”
雖然嘴上不說，基洛夫其實在認真的研究李潤石寫的《論持久戰》，試圖從學習中理解李潤石的戰略觀點。所以基洛夫也希望自己選擇的人也能對《論持久戰》有相當的理解。
馬雷舍夫此時決定先跟了基洛夫，面對這么棘手的問題依舊據實已告，“基洛夫委員，我認為《論持久戰》是1篇在戰略上有著高度凝練性的論文。其內核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如何有效的判斷該使用何種作戰模式，對于指揮機關有極高要求。
以當下的戰局來看，《論持久戰》中相當多的戰術并不適合在俄羅斯的冬季使用。我軍的戰術雖然單調，卻比較有效。想快速提升我軍的戰術能力，需要時間。我軍現階段缺乏時間建設更完備的訓練模式。”
聽完了馬雷舍夫的評價，基洛夫認為馬雷舍夫是必須拉到自己這邊的出色人員。于是基洛夫就詢問了馬雷舍夫對于計算機工業人民委員會人員的看法。馬雷舍夫當然不會不識好歹，立刻推薦了幾個人。同時向基洛夫提出了請求，“基洛夫委員，我認為計算機人民委員會的成員要與坦克工業人民委員會的人員進行充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