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洛夫與李潤石交流了15分鐘。交流結束后，基洛夫就感覺到自己與李潤石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同樣有著巨大差異。
歐美國家高層認為蘇聯的模式很僵化，同樣很有效。蘇聯國內也有很多人這么認為。基洛夫卻覺得這種看法很扯淡，從列寧開始，蘇共執政路線其實非常搖擺。出于根植于文化傳統中的結果論倒向，蘇聯并不介意調整政策與方式。萬變不離其宗的根本在于這些政策上的調整必須立竿見影。
與李潤石的對談中，基洛夫感受到了李潤石的現實主義特點。同樣也感受到了李潤石理想主義的部分。
在這方面，基洛夫完全能理解李潤石，因為他也是這樣的人。
雖然性格類似，但是基洛夫感覺李潤石見過的參與過的事情比蘇聯領導人要多的多。只是這種差距怪不得蘇共領導人不努力。蘇共領導人中的托洛茨基是激進派，他提出的世界革命分工理論認為，各國負責搞本國革命，蘇聯負責向世界各國提供物資、裝備與資金上的支持。
這種建立在對蘇聯本身的消耗之上的路線過于激進，最終被斯大林推翻了。斯大林提出“建設一國社會主義”路線，就是要集中力量搞蘇聯國內建設。之后蘇聯的五年計劃，大量引進全球的技術和設備。就是為了搞好蘇聯本國建設。
馬林卡夫評價蘇聯建設的的時候感慨過，“我們真的完成了偉大的成就。如果我們在開始前知道獲得這個成就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價，我們很可能不敢選擇這條道路。”
基洛夫對這個評價非常贊同。蘇聯的建設成就在俄羅斯歷史上空前絕后，實際上付出的代價比沙俄時代少得多。
然而與中國建設成就相比，蘇聯建設成就就相形見絀。打倒了托洛茨基派之后，蘇聯國內建設很自然就回到了所有政策必須“立竿見影”的標準。所以蘇共其實不敢親自下場搞事。
何銳政府卻完全不同，從1923到1927，中國不是在進行戰爭就是在準備戰爭。更是同時在進行著國內與國外的戰爭。
這種做法根本不可能在蘇共中央得到通過，卻實實在在的被何銳政府執行。
1927年中英戰爭結束后，中國一邊與法國全面合作，一邊與美國開打外交戰。同時還促成了日本革命。
1937年中國經濟危機，何銳政府采取了“逆周期投資”，以巨額負債為代價，內部大量投資工業，并且提高人民受教育水平。1939年，中國以納粹德國為敵人，并且在1940年逼迫英國率先對中國宣戰。
蘇共中央雖然在事后都能通過分析，理解了何銳政府采用這些做法的原因。但是即便知道何銳政府的選擇，卻絕不可能學著做。
所以現階段李潤石明顯高過蘇共中央的眼光也不奇怪，畢竟李潤石在這20年中，干過上緬甸殖民地的副總督，干過宣傳部長，干過黨校校長，干過副總理，干過軍委副主席。全面參與到了跌宕起伏，影響整個世界的進程之中。
與李潤石所經歷的以十億人口為計算單位的大變革相比，蘇共的經歷真的有點小打小鬧的意思。雙方領導人積累的經驗，所擁有的眼界是完全不同的。
經過一番思考，基洛夫不得不承認兩件事。蘇共領導層肯定沒辦法獲得中國領導層的經驗與眼界，蘇共領導層制定政策的慣性肯定會長時間維持保守。
想明白了這點，基洛夫很是失落。他是真的希望蘇共也能跟上形勢，如中國領導層一樣充滿了開拓精神。但現在看，除非基洛夫自己真的能夠如中國權力交接那樣，完成從斯大林到基洛夫的權力交接，否則蘇聯依舊會沿著現在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