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趙天麟讓秘書給司徒雷登發去電報，將自己在江蘇海邊療養院的地址發給了司徒雷登。電報是下午發去的，第二天上午，司徒雷登就捧著鮮花，風塵仆仆的出現在趙天麟所在的房間外面。
被趙天靈請進了房間，司徒雷登實在是忍不住，只是禮貌性的問候了幾句，就直接將話題跳到了中國到底會如何面對美國請求的問題上。
趙天麟已經有了準備，直接問道：“司徒先生，你還記得關于1937年中外學術交流中，關于何主席是獨裁者的討論么？”
司徒雷登稍稍有些愕然，他當然記得此事。不過以他受到的中國文化影響之深，司徒雷登覺得這個討論在中國的文化氛圍中最好不要進行過多討論。
糾結片刻，司徒雷登還是坦率的答道：“我認為那次大爭論以及后續引發的文化對比活動很有價值。”
趙天麟點點頭，坦率的表示，“我也這么認為。”
何銳在世的時候，1937年的中外學者交流中，外國學者代表團內部有個姑且稱為模糊共識的看法，“何銳是個獨裁者”。
這種看法剛提了出來，立刻遭到了中國學者們的激烈反對。因為“獨裁”這個詞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中有相當的負面意義。
中國文化中的所謂“獨裁”，就是獨斷朝綱。且不說這種用詞已經暗示了“獨夫”，“暴君”或者“權臣”這些并不被中國文化認同的聯想，光是獨斷朝綱，在政治上意味著以犧牲相當一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推行政策。
所以中國學者認為，既然何銳的政策從來都是普惠性質，全民受益。決不能以“獨裁”來形容。
外國學者在遭到最初激烈反對的時候都很懵圈，歐美文化中的“獨裁”是一種管理模式，與政策本身的效果沒什么關系。
基于歐美文化的思想體系認為，何銳是中國制度中的核心政策制定者，是相當一部分政策的直接制定者，還是幾乎所有政策的最終拍板人。作為主席（chairn），作為坐在核心椅子上的裁決者，何銳所做的一切都符合歐美管理體系評價中的“獨裁者”的定義。
這種非常不愉快的爭論直接導致了中外學界對于中外政治文化，以及政治道德的一次大討論。從而出現了非常多的論文，以及靠這些爭論賺取稿費為生的媒體政治評論家。
趙天麟直接問司徒雷登，“司徒先生，你認為李主席是何主席那種chairn么？”
司徒雷登這一路上對此思考了很多，這個問題他也考慮過。從司徒雷登領導的工作小組對于公開情報的分析來看，李潤石雖然從何銳這里接過了最強大的權力，但李潤石可比何銳民主多了。
搖了搖頭，司徒雷登嘆道：“我認為李主席是真正的chai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