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對此不置一詞。中國要摧毀的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至于選擇君主制還是共和制，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各國的自由。中國政府不認為干涉這種事情對世界革命有必須性。
此時擺在李潤石政府面前的最大問題并非歐洲國家公投決定采取什么樣的政治制度，而是何銳政府執行期間，70的中國人口已經城市化。
1946年3月開始，中國進行了人口普查。普查結果，中國人口為75219億。有526億人口居住在城鎮。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工業需求，使得如此巨大的人口都從事第二產業工業以及第三產業服務業。
戰爭結束后，工業需求的變化，以及大量退役軍人退伍，導致了就業問題的巨大壓力。是否堅持人口城市化，成了政策討論的焦點。
李潤石本人并不是那么待見8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的政策，他認為現階段需要在薄弱地區加大投資，而不是制造出更大的差距，逼迫人口向高投資地區流動。中國人民作為社會主義主人翁，要到全國各個需要奉獻的地區去工作，去奉獻，去建設。
但是李潤石遭到了巨大的反對，反對者中不乏支持李潤石的同志。這些同志們認為，何銳指出的工業化方向中，人口向城市集中是重要的基礎。
“何主席對未來發展的描述中認為，人口在工業高速發展中，會前往城市賺錢。在經濟進入波動周期時，又會選擇離開城市回到農村。但農村與小城市沒辦法提供更高的工資，沒辦提供相關的社會服務以及社會交往環境，在農村與小城市生活的人口又會離開農村與小城市，再次回到大城市。
逃離大城市，逃回大城市。在這樣的往來中，傳統農村模式會繼續解體，最終解決城市與農村問題。
我們要做的，是優先在大城市內完成符合工業化時代的社會環境以及社會制度。同時強化各個適合產業布局的工業聚集區。
現在快速提升農村的投資，是一種效率上的巨大浪費。”
李潤石已經考慮到自己一定會和這樣的觀點進行對抗。雖然很多人都覺得“要做一場”，但是這種直覺的做一場，往往是認為正義要與邪惡斗爭。在李潤石看來，這場斗爭是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的斗爭。
何銳執政的時代，無疑是效率優先。即便新中國的社會制度保障非常成功，勞動與受教育作為中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的確極大的提升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以及思想水平。但是不公平的問題已經非常嚴重。
這種不公平來自于方方面面，李潤石不認為要繼續效率優先的路線，而是要在現階段推進公平優先的方案。
既然對方以何銳的觀點作為出發點，李潤石也用何銳的看法來對抗，“這種效率優先的政策所帶來的生育率暴跌，就是我們必須接受的結果么？
在我看來，現階段遠沒有到要犧牲人口發展的階段！公平是長期的效率保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我們不得不選擇效率優先的原則。但是現階段已經沒有這樣急切的需求，公平優先的原則已經是當下最大的需求。”
這場內部的辯論持續到了1947年的二中全會。1946年中國經濟增長高達114，亮麗的數據證明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內需以及韌性的確讓很多效率優先派們無法堅持自己的看法。
而且一個大政策爭論了半年多，也讓大多數領導層感到了厭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