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淮河前線只留下秦建勛和他的第四兵團白桿兵。
離開徐州時，太上皇叮囑這位白桿兵老部下，讓他看住淮河防線，若明軍敢北犯，堅決予以還擊。
秦建勛詢問“陛下，若是左良玉那賊龜縮不出呢”
武定皇帝是這樣回答的“建勛啊，你要記住,對付南明，你要做到，人不犯我我要犯人，人若犯我我必殺人。”
秦建勛一臉茫然。
劉招孫又解釋說“我軍在淮河邊界的軍事策略為不拘泥于盟約，又不撕破盟約。每隔半月就派小股人馬渡河，給南朝制造壓力,讓他們知道,在北岸,還有百萬大軍在等著他們，百萬大軍，隨時都可以過大江的”
秦建勛無語，朝廷留給他的兵馬，滿打滿算，還不到八千人，距離百萬太過遙遠，而且，既要犯人還要殺人，既要守約又要過河。
這太難了。
太初二年十月底，在完成對南明的議和后，太上皇的行鸞從徐州啟程，過黃淮平原，一路向河南洛陽而去，隨行扈從們，像螞蟻搬家似得又將太上皇的行李大包，一路向西搬運。
跟隨太上皇行鸞一起北上的，還有第一、第二、第七兵團主力，共有兩萬多名戰兵,他們護衛著數千輛滿載糧食布匹的馬車，浩浩蕩蕩向河南駛去。
洛陽作為十三朝古都的洛陽，雖然不如長安坐擁八百里秦川、易守難攻的四塞之地，但其地緣優勢卻也不容小覷。洛陽北有黃河之險，周圍被群山環繞，北有太行山、王屋山，東有嵩山，南有熊耳山、伏牛山、外方山，西有崤山、邙山、中條山等，這樣好的地緣條件，絕對是易守難攻的好地方。
當初選定都城時，一些河南籍貫的大臣，力主定都洛陽，武定皇帝也有過猶豫，不過最后還選擇定都荊襄。
畢竟北方的逐漸衰敗，已是大勢所趨，是無法改變的事情。
太初二年十月三十日,兵部發文,命令駐守撫順的第三兵團越過鴨綠江，赴朝作戰，替換掉在平壤作戰不利的第八兵團。
與此同時，在章東、裴大虎、楊通的組織下，新一輪的大清洗運動在湖北、河南兩省展開。
蓑衣衛與禁衛軍磨刀霍霍，在第一兵團的配合下，各地每天都有前明縉紳、胥吏被揪出來，一同被抓的還有一些中層民政官、訓導官、軍官，這些人的罪名，從貪污瀆職到勾結羅剎鬼，甚至還有人試圖刺殺武定皇帝，總之都是掉腦袋的大罪。
坊間傳聞，第八兵團主帥趙率教，也將遭到清洗，因為他對朝作戰不利。
連趙率教這樣級別的軍官都難逃制裁，可見此次大清洗之恐怖。
一時之間，朝中人人自危，眾人見到章東楊通兩個，牙齒忍不住打顫，有如見了黑白無常前來索命一般。
十一月初二日，車隊由亳州進入河南，所見無不殘破，田地荒蕪，村莊破敗，沿途活著的百姓都像見鬼似的打量這支官軍隊伍。
黃淮平原原本人口繁密，奈何明末水旱蝗災不斷，黃河又隔三差五改道，土地荒蕪，糧食絕收，沒遭災的田地也成了鹽堿地，播撒種子下去啥也長不出來。
武定元年那場天災，席卷長江以北，宿州淮南等地更是損失慘重，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災區百姓幾乎十不存一。
武定元年，淮揚一帶的農民在吃完所有糧食后，最后逃離家鄉，在流浪途中被卷入到從陜西河南等地滾滾而來的流民大軍中，這些人一路向北劫掠，最終成為當年追隨李獻忠圍攻京師的眾多炮灰中的一支。
到太初二年底，隨著盤踞遼西的劉宗敏殘部被齊軍徹底殲滅，在鼠疫與齊軍的聯合打擊下，曾經縱橫山陜豫三省，勢力抵達山海關、巔峰時達到幾十萬眾的闖軍流賊，幾乎被損失殆盡，歸于湮滅，其核心流賊數量，銳減到區區百人，退守荊襄大山之中，已經不成氣候。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闖軍雖被平定，然而給李獻忠馬金星他們陪葬的，卻是上百萬淮揚百姓，這片土地，正在漸漸死去。
朔風呼呼的刮著，吹卷得原野上的荒草簌簌作響，一輪白日斜斜掛在原野上空，冷冷照耀著這片土地。
白日之下，荒廢的村莊只剩下幾堵殘垣斷壁，斷壁之間搭著三三兩兩的窩棚，窩棚里支著幾口大鍋，鍋內正在煮著什么東西，遠遠飄出淡淡的肉香。
村口的大道上長滿了荒草，草深足夠淹沒小腿，幾條紅著眼睛的野狗，圍在一具快要斷氣的饑民身旁，不等那人斷氣便將那人拖進了草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