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稅收是抗日根據地最基本的財政來源，農業稅占根據地全部財政收入的90，但是照太南根據地的情況，隨著其他稅收增加，農業稅怎么也得占全部財政收入的80以上”
“1940年以前，太行區實行晉省的戰時農村合理負擔辦法。其要點是:由政府規定財產與富力標準，村分12等，戶分19級，按等規定負擔總數，按級決定各戶負擔分數，然后交村民公議:有錢出錢，錢多多出，錢少少出。這種辦法，跟以前的按戶攤派相比，合理的多。”林真說道。
據長治縣的統計:該縣1937年平均每人負擔334元法幣，1938年每人負擔085元，1939年約為0857元。
周維漢在經濟方面真是個外行，之前一心埋頭打仗，級別也不夠，是以很少參與經濟相關的工作。
王英倒是懂點，不過也只能說懂點，在場的其他幾人更不用說了。
不過林真說的都是大白話，所說內容都很淺顯，在場幾人大概也許可能是聽明白了。
反正周維漢是看見趙剛在不斷的點頭，也不知道是真明白假明白。
“合理負擔在別的根據地已經開始了，我一直在關注，合理負擔廢止了舊的攤派制及其他不利于一般農民的征收辦法，這是稅收工作的一大改進，但是合理負擔沒有統一的章法，各個根據地各自執行自己的，咱們太南根據地如果要實施的話，一定要謹慎一點，吸取別處的教訓與經驗”王英說道。
“林真同志，我聽你剛才說的意思，分等定級可是一項大工作，并且有些人恐怕不會那么容易公布財產，像一些大戶人家隱藏財產還是很容易的，并且很可能會將一些差地轉讓給老百姓”周維漢雖然對政策不大了解，但是不妨礙他站在“納稅人”的角度來想問題。
照周維漢所說，往往出現兩種情況一，在八路軍基礎較差的地區，合理負擔被視為按土地畝數平均攤派。
執行以占有土地多少為標準的公平負擔，從而土地占有情況的變化。
地主、富農為減輕負擔、縮小目標、逃避斗爭，主動變賣部分次田，貧苦農民的土地增加。
隨著公平負擔辦法和減租減息政策的深入，土地轉移不斷持續，地主富農的負擔逐漸轉嫁給貧苦農民。
由于富戶多有積蓄而貧農家無余財，貧苦農民在抗日負擔問題上逐漸處于很不公平的境地。
一些地主、富農趁機在負擔政策上欺騙、隱瞞、逃避，有的家庭經濟情況反而上升。
“公平負擔不公平”
在群眾發動較為徹底的地區，中農、貧農又常把負擔“擠”向地主、富農及富裕中農，形成“富戶捐”。
林真聽后點了點頭，隨即說道“是啊，這一點的確有過慘痛的教訓，不過后來得到了糾正，以我曾經工作的贊皇縣為例，后來確定了“田畝作分，浮財作分，存糧作分，累計計算”的標準，換句話說，以每戶土地、金錢、存糧的總價值為標準，確定應負擔的公糧，如此一來就形成了新的合理負擔辦法。”
“而一些大戶的確隱瞞財產，對于金錢和存糧的確定，我們可以通過群眾運動，執行“比、估、斗、擠”的方針”
“比比家庭窮富；估估計浮財存糧的多少；斗對于不承認的，擺事實、講道理，開展說理斗爭；擠對堅決不承認的，召開群眾大會，逐項進行評估，以批判態度迫其認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