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鏹所說的,周維漢還真不清楚所謂的銓敘軍銜軍銜與職務軍銜。
見到周維漢流露出感興趣的樣子,文鏹趕緊加了把火“中原大戰之前,中央軍、西北軍、晉綏軍、桂軍、川軍,東北軍這些排的上號的,茲要一紙手令甚至一道口諭,就可以給屬下軍官晉升為少將或者中將,各路軍閥任命的草頭將軍滿天飛。
“因此直到中原大戰塵埃落定,校長鼎定乾坤,才開始謀求軍制和軍令的統一,當然也包括對軍銜體系的整理。”
“若干黃埔一期畢業生里,在這次銓敘中分為兩個檔次,職務比較高的胡棕南、宋西廉、王竟久、孫員良等人,均被敘任為陸軍中將銜,而進步較慢的范漢杰、杜一明等人則被敘任陸軍少將銜,作為三期畢業生的王耀武,能夠在第二年躋身陸軍少將,其實已經相當不錯了。”文鏹此刻頗有些指點江山的意思。
“維國也不錯,當年是陸軍少將,可惜的是,即使現在是第一軍軍長兼任集團軍副總司令,也照樣是陸軍少將。”
關于銓敘軍銜和職務軍銜的區別,舉一個恰當的比喻,很像體制內的“檔桉工資”和“實發工資”,檔桉工資是按工齡、學歷、級別等等嚴格規定的,數額普遍不高,但是實發工資就要加上職務津貼、崗位津貼和各種補貼了,因此總額一下子就上去了。
改革之前的軍銜基本只跟職務掛鉤,按世界各國軍制的普適性,野戰步兵團長的基準軍銜就應該是上校日軍的大左與之相近,那么再以上的旅長職務,基本就要授予少將軍銜了。并且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伐軍總司令部和幾大派系軍頭,都可以隨意給所屬部隊的旅以上軍官授銜,那么當然是將官滿天飛了。
于是1935年軍事委員會設立“銓敘廳”,蔣某人以親信林玉為廳長,著手對全國軍隊的將官根據資歷、職務、獎懲歷史等進行考評,然后統一敘任正式軍銜,尤其是對上將群體規定的特別嚴格。
應該說這次整頓的效果還是不錯的,1935年授予的陸軍上將和陸軍中將群體,數量非常有限總計有特級上將1人、一級上將8人、二級上將21人、陸軍中將89人。
是以,從1936年初到1937年7月間,各級將領掛的都是貨真價實的銓敘軍銜,一點都不亂。
其中陸軍中將的數量,兩年的敘任也不超過200名,靠譜。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以后,蔣某人授意軍事委員會發布了一道通令,大意是抗戰期間全面停止銓敘軍銜的晉升,這是影響中將數量的第一個重要“操作”。
也就是說,在1935年和1936年度已經敘任的軍官,其銓敘軍銜按部就班逐級晉升的過程,在抗戰期間被按下了“暫停鍵”。
哪怕是軍官某個軍銜的“停年”到時間了、個人職務晉升了、戰爭中有較大戰功了,也一律不行,而這一暫停,就是整整八年多。
蔣某人為什么要這么干呢
原因其實挺復雜,一方面,是軍官的考評敘任是個比較繁瑣的行政工作,抗戰期間應以對日作戰為第一要務,實在沒有多余的時間和精力來弄這些,干脆一律暫停。
另一方面,是戰時條件下需要打破慣例,比如戰功卓著的可以連升三級,作戰不利的應該處罰和降級,而銓敘軍銜體系屬于非戰時狀態下的產物,不太合時宜。
其實還有拿不到臺面來說的一個方面,那就是蔣某人在抗日戰爭中,仍然有壯大中央軍、削弱甚至吞并雜牌軍的念頭,他需要的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軍政”大權,不愿意受銓敘條例和任官體系的束縛。
要知道,銓敘軍銜的授予那是有正規流程的,必須有國民政府行政一把手林簽署的“任官狀”,每個軍官也都有自己的官號。
而一旦停止銓敘軍銜的變動,整個抗戰期間的高級軍官職務任免,完全憑借蔣某人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任職令”這么一張紙了,他簽個字就可以任命少將旅長、中將師長、中將軍長等等,豈非隨心所欲完全沒有羅嗦常隊長那是深諳權力之道的。
于是從這時起,大抵是1937年秋左右,國民黨軍隊的職務軍銜開始大行其道,中將的數量迅速增多。
戰時軍隊規模和編制肯定增大,那么被任命為少將、中將職務軍銜的數量也直線上升,然而又存在上將數量基本固定在60人左右的這個天花板,所以中將職務軍銜就出現了扎堆泛濫的情況。
于是師長、軍長、集團軍副總司令、總司令甚至戰區參謀長、副司令長官,領口都掛著兩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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