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變而賞罰可言
萬物待是而后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后，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后，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疏各有號矣。因親疏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后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后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不屬之天者，未之有也。
堯者，圣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皋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后世則不然，仰而視之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為吾之所為而已，安取彼？”于是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于是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圣人不作，諸子者伺其間而出，于是言道德者至于窈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為者皆不足以為，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苦以至于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贍，魁然自以為圣人者此矣，悲夫！
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莊周，古之荒唐人也，其于道也蕩而不盡善，圣人者與之遇，必有以約之，約之而不能聽，殆將擯四海之外而不使之疑中國。雖然，其言之若此者，圣人亦不能廢。
夫子賢于堯舜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謂神。”圣之為稱，德之極；神之為名，道之至。故凡古之所謂圣人者，于道德無所不盡也。于道德無所不盡，則若明之于日月，尊之于上帝，莫之或加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此之謂也。由此觀之，則自傳記以來，凡所謂圣人者，宜無以相尚，而其所知宜同。宰我曰：“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為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為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
夫所謂圣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茍。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圣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后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茍有能加焉者，則豈圣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為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
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于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寖明寖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于堯而后成焉。堯雖能成圣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圣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于孔子者何哉？蓋圣人之心不求有為于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后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圣人之法亦自是而后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圣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圣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于堯、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