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牟縣一行，幾個狗腿子都帶著兵器。這不是京城，為保護小公爺安全，兵器都是隨身攜帶。
這莽漢竟然要入京殺官家，他是活膩了。怕還到不了宮門口，就會被侍衛抓了。
狗腿子們嚴陣以待，只等孫星云下令，他們便一擁而上擒了這莽漢。
孫星云卻笑著擺擺手，示意眾人不可輕舉妄動。
“不知李魁兄與天子有何深仇大恨，竟然要入宮行刺天子，你就不怕掉腦袋么。”
那李魁猛地一拍桌子:“哼！天子不長眼，牟縣那幾個狗官橫行鄉里魚肉百姓，如此昏君不殺留之作甚？”
孫星云看了眼石頭幾個人，這莽漢是不是腦子有問題，他又轉頭笑著道:“這牟縣狗官橫行霸道，你該殺了那狗官，與天子何干？”
誰知李魁又道:“俺曾蒙面摸進縣衙，將那狗縣令捉住，俺本想給他兩斧頭砍了他狗頭為民除害。誰知這廝說什么他是朝廷命官，他都是按照朝廷命令行事，也是身不由己。俺一想也是，他這狗官是天子冊封，不如俺先入京殺了那狗皇帝，回頭再來和這狗縣令算賬，于是俺就來了。”
孫星云一驚，這廝能孤身闖入縣衙，本事倒也不小:“你說這牟縣狗官魚肉百姓，不知是如何魚肉法？”
一說這個，李魁加倍憤怒了:“整個牟縣百姓十戶九戶都淪為佃民，官府和大戶肆意壓榨百姓。大多數百姓一年到頭下來種的糧食連交租都不夠，他們每年不得不到京城乞討。誰知道京城官府動不動就驅趕鞭笞這些百姓，賑災糧食一下來，那些大戶又從百姓手里將糧食收回去，說什么是欠他們的租子。你說這樣的狗官該不該殺，那京城的狗皇帝昏庸不昏庸！”
大宋朝為維護地主階層利益，并不遏止土地兼并，這也造成大量土地被地主兼并，無數百姓淪為佃民。
而宋朝的佃農的地位是低賤的。法律上甚至明文規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
地主殺害佃農，可以不必償命，所以有的“富人敢于專殺”，甚至視佃農的性命如草芥。
宋朝鄉村，沒有地的佃農，一般須編入“鄉村客戶”的戶籍。他們租種地主的田地，而向地主繳納實物地租。有些地主還出租耕牛和農具，甚至掠取高達八成的地租。
某些貪得無厭的地主還經常使用各種手段，例如用大斗、大斛巧取豪奪，變相加租。高利貸也是地主掠奪農民的一種重要手段。
復當時象買賣奴隸那樣，地主可以將佃客“計其口數立契，或典或賣”。有的地主，變換手法，將荒遠的小塊土地連同佃客，立兩張契約，在公開的假契上說這些佃客是“隨田佃客”，在私下的真契上就直接說是“佃戶典賣”。
有些地主有權把佃客跟土地、耕牛、農具、船屋等生產資料一起當做禮物來送人。
地主可以利用“契券”，剝奪佃客自由移動的權利。如果佃客隨意起移，官府認為“無故逃竄”，地主依據契券便可以“經所屬自陳收捕，所在州縣不得容隱”。
到孝宗時，凡是外鄉遷來的佃客，如果私自搬走回鄉，地主可向所屬州縣訴理，官府追捕，判罪以后，仍發落交還。
地主可以強迫役使佃客家屬，強迫典賣田地和欠債的人作佃客，以至干預佃客妻女的婚嫁。這種對佃客的人身束縛，當是夔州路普遍存在的現實。
北宋時期，地主打死佃客，還沒有特殊的法律規定，遇到正直的官員會以殺人罪論處。而遇到一些狗官，只要地主使點銀子，有的甚至只是賠點錢了事。
直到哲宗元佑時，才明確規定：地主打死佃客，減罪一等發配到鄰州。
而到了南宋，官府又規定再減罪一等，改為發配本州。這實際上是把佃客的法律地位連續下降了。
都說大宋經濟富庶，殊不知農民造反也是最多的朝代。其實，大宋朝弊政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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