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這個悲劇的成因，會發現它如同無數面鏡子組成的迷宮，每個角度都折射出不同的責任主體，卻找不到一個純粹的惡人。
原生家庭的倫理困境構成了第一重枷鎖。
顧父顧母在長子確診智力障礙后，本能地選擇了傳統華國底層家庭最常見的解決方案——生育第二個孩子作為“保險”。
這個決定里既有生物繁衍的本能，也包含著農耕文明延續千年的生存智慧。
它是一套完整的文化邏輯：血緣是最可靠的保障，家庭責任高于個人發展。
這個決定里也混雜著恐懼、愛與自私，就像所有重大人生選擇一樣難以用簡單道德評判
顧母縫在顧宏書包里的護身符，與那句‘你活著就是為了負責哥哥的一生，本質上源于同一種扭曲的母愛。
他們將家庭視為唯一的安全網，將子女視為生命延續而非獨立個體。
顧宏從會走路開始就承擔照顧哥哥的責任，這種義務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加碼，最終演變成終身監護的道德枷鎖。
在無數次耳提面命“要照顧哥哥一輩子”的叮囑中，他們并未意識到自己正在將長子生存的壓力，轉化為次子生命的全部重量。
這種愛的異化過程如此隱蔽，以至于當顧宏試圖報考藝術院校時，母親那聲“媽沒辦法啊”的哭訴里，依然飽含著真誠的痛苦。
然而顧父顧母并非天性冷酷之人。
他們傾盡家財為長子求醫，也從未在物質上虧待小兒子。
問題在于，他們將兩個兒子都工具化了。
原身是需要被照顧的“殘缺品”，顧宏則是專門生產的“修補工具”。
這種思維模式導致他們無法理解小兒子的精神需求。
另一方面，社會支持系統的全面缺失形成了這個家庭的第二重壓迫。
在顧宏的成長過程中，外部環境不斷強化著家庭的錯誤認知。
學校老師表揚他“懂事”。
親戚稱贊他“孝順”。
鄰居議論“顧家幸虧有個爭氣的小兒子”。
就連顧母突發腦溢血住院，病床邊，親戚們都輪番上陣：“你媽這是操心你哥急出來的病。”、“你要是出國？你哥發病時誰送醫院？”。
這些評價構成了一張無形的網，將顧宏牢牢固定在“照顧者”的角色定位上。
當他試圖掙脫時，“自私”“忘本”等道德指責便接踵而至，共同編織成密不透風的牢籠。
更殘酷的是，這些輿論壓力往往只針對顧宏這樣的“健全者”，而對真正的殘障者原身，人們反而報以寬容的沉默。
這種選擇性施壓暴露出社會集體無意識中的功利算計。
社會福利制度的缺位同樣致命。
在一些發達國家，像原身這樣的殘障人士可以依靠政府提供的托養服務和補助金生活，但在顧家所處的環境中，殘障津貼尚不足以支付基本藥物，社區幫扶停留在節日慰問的層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