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內發生了一件大事：物價闖關。
當時我們施行的是雙軌制，具體不贅述了，這個制度直接催生出一大批倒爺，據說全國有2萬多家公司，不做經營，專門當倒爺。
而且分等級，有句順口溜：一等倒爺搞批文、二等倒爺搞材料、三等倒爺搞彩電、四等倒爺搞一些小家電。
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
從1985至1987年，物價連續上漲8.8%、6%和7.3%。雙軌制除了讓倒爺賺了大錢之外，群眾不滿意，國企不滿意，良性的自由市場沒建立起來—國家就得考慮如何改革。
這時，有個叫弗里德曼的專家來到了中國。這哥們最有名的操作，就是休克療法，也不贅述了他開出一劑藥方，說：長痛不如短痛！放開價格管制，中國的改革已經到了最后時刻。在最初的幾天，人們可能會感到痛苦，但很快會發現價格并不一定會輪番上漲。
按照弗里德曼的估算，只會造成三個月的混亂，三個月之后就會一馬平川。
而國家也進行了一些調研，研究之后決定價格闖關。
先從上海開始，引起了一些恐慌和爭議，但總體還算平穩。進入夏天，就呈現出失控的可怕趨勢，各地開始瘋狂搶購。老百姓見東西就買，不管有用沒用的，為了搶毛線在街上大打出手，一些教師因為物價飛漲無法維持生計，公開在校園里擺攤—
后來姜昆有個相聲《著急》，做過一些淺顯的表達，就是那個：「聽說過兩天副食品要漲價啦！」
見此情形，國家在8月末發布通知：暫停物價改革方案，治理環境、整頓秩序。
多的不說了，只能說在80-90年代，我們經歷了很多坎坷困難，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最終都挺過來了八月的威尼斯正是盛夏，在一個本就不大的地方，全是小巷子，全是人，又曬又擠，還全是水，水還有點臭—可以想象一下這種感覺。
歐洲三大，柏林太冷、威尼斯太熱，只有五月份的夏納正好。
《紅高梁》《最后的貴族》抵達的時候，正值國內價格闖關的最高潮。
不過他們沒啥感覺，這年頭文藝界地位很高的。兩個劇組各派一支代表團，共計30多人，由電影局的官員統一領導。
吳天明、黃建新、姜聞、史可、謝晉、濮存昕、潘虹等等，全部亮相。
黃建新這個人很特殊，他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分到了西影廠做編輯，從出身上就與張藝某、陳楷歌等第五代不同。
作品也不一樣，比如《黑炮事件》《背靠背臉對臉》《站直啰別趴下》《求求你，表揚我》，
他喜歡城市現實題材，不像第五代老拍封建、鄉土。
黃建新與韓三平關系非常好，曾在中影集團任職，幫助新人，監制了大量影片，自己就沒怎么執導了。不過他與韓三平合作，聯手拍過《建國大業》等幾部新時代主旋律。
《黑炮事件》雖然被陳奇抄來給張俊釗了，但有才華就是有才華，黃建新仍然冒了頭，成為西影廠骨干。
陳奇挺喜歡黃建新的，這次沒來威尼斯，不然得見見。
「哎呀，清霞！」
在酒店內，謝晉看到林清霞就連忙過去，握住手就不放，嘆道：「你能來太不容易了！這陣子紛紛擾擾，我們在內地消息不及時，到底怎么樣了？」
「您放心，沒事了呀！」
「真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