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皺眉看向朱檀，道：“既然你說豪強出現的根源就是土地私有制，那么，不改土地私有制，又該如何抑制土地兼并？”
原本，對于一個建國初期的皇朝來說。
土地兼并并不算是十分棘手的問題。
畢竟舊的王朝，原有的統治階級都會被農民起義和戰爭沖擊得七零八落，甚至很多豪強都會被這樣的巨大變動一掃而空。
再加上每次新王朝建立的時候，人口都會大大減少，所以土地兼并問題不會成為一個王朝建國初期特別嚴重的問題。
但對大明來說。
情況卻又有所不同。
跟其他王朝比起來，大明建立之后，朱元璋采取了十分聰明的做法，快速取得了地主階級的擁護。
譬如在龍鳳十二年，朱元璋在《平周榜》中就安撫舊地主們說：“舊有田產房屋，依前為主，依額納糧，余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家世。”
大概意思就是，元朝時候地主們的財產和土地，老朱不會做任何改變。
同時，在洪武初年的時候，老朱重申“使富者得以保其富”。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快速取得了封建地主們的擁護，迅速建立起和平穩定的大后方基地。
壞處就是并沒有對全國的土地進行徹底的再分配，從而使部分元朝就存在的豪強繼續在大明存在了下來。
甚至在一開始，朱元璋為了拉攏豪紳士族，還采用了薦舉制，從而提拔上了相當一部分豪強的子弟，成為明朝官員。
而地方上，握有巨大權力的糧長，更是大多數出身于豪強。
這些糧長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將從地方上征收糧稅，并安全運送到應天。
盡管糧長這個工作看起來吃力不討好，但其中巨大的權力也會讓很多鋌而走險的人將原本該由地方豪強繳納的糧稅轉嫁到廣大平民百姓頭上。
時間來到洪武十八年，地方上復戶的發展速度極為驚人，這從錦衣衛的匯報當中可見一斑。
這也讓朱元璋對這些地方豪強充滿了警惕。
畢竟從某種角度上來說，豪強跟朝廷根本就是對立的關系。
地方豪強勢力越強，證明他們從百姓當中榨取的利益越多，而這些利益原本可能都是歸屬于朝廷的。
他們的實力與朝廷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系。
所以歷朝歷代都會限制豪強的發展。
對朱元璋來說，無論是空印案還是胡逆案，都多多少少地打擊了豪強勢力。
朱元璋更是通過大規模的遷徙將各地的豪強從自己的家鄉遷到外地，譬如應天和鳳陽等地，從而斷了他們的根基。
但只要土地私有制還存在一天，那么地方上豪強發展的速度就不會慢下來，甚至隨著承平日久，這些地方豪強勾結當地官府，拉攏官員，發展速度反而會更加驚人。
這也是朱元璋為之煩惱的原因。
之前他還限制過地方富戶兼并土地，但現在看來顯然效果不那么明顯。
既然從制度上來文的不行，目前看來老朱就只有來武的一招了。
這也是郭桓案爆發的背后原因之一。
一方面打擊那些出身地方豪強，為豪強服務的官僚集團。
另一方面則是要打擊地方豪強本身，大規模地削弱他們的實力。
朱檀一開始還沒有想通這一切。
但是現在，隨著老朱對郭桓案的坦白。
一切才清晰起來。
朱檀沒有直接回答老朱的問題，而是笑道：“其實，對于豪強的抑制，歷朝歷代都在做，兒臣以為，可以參考前代措施，形成我大明如今的制度！
譬如漢朝，漢武帝實行了遷茂陵令，規定地方豪強必須遷徙到長安居住，從而有效抑制了他們的發展。”
朱元璋點點頭。
這件事，他也在做。
而且規模做得比漢武帝當年只大不小。
光是遷往鳳陽的江南富戶就高達14萬人。
朱檀道：“到了唐朝的時候，為了維護穩定，實行了均田法和租庸調制，一方面，那時候的土地基本為國有，從而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而租庸調制與之配合，從而讓百姓繳納田稅和服徭役。
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地方豪強是很難發展的。
畢竟，土地都是國家的，百姓也很難因為喪失土地而受到豪強的盤剝，從而導致富者愈富。
當然，均田制最終難以為繼！
一方面是因為唐朝也有土地私有制，大量的權貴，利用手中的特權不斷侵占土地，同時隨著人口的增長，朝廷所擁有的官田也很難保證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最終均田制還是破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