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在亞洲四小龍里算人均生產力最高的香港，工商界卻沒有自發革新，港英政府又忙著埋雷呢，哪可能推動他們注定要放手的香港的產業革新？
眼睜睜看著從勞動密集型電子制造切入高附加值電子制造的機會，從香港身邊晃晃悠悠走過去了。
不過，早于石油危機的內地改革開放，卻給香港帶來第二個悠長的氣數。
七十年代底，一河之隔的深圳和香港的收入差距是100倍。
務實而又過度務實的香港小工廠主們，之前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里拼殺過30年，到八十年代，他們在香港是干不下去了，日益艱難，但只要渡海一公里北上，就能重演一遍五十年代以來的商機。
工廠主沒變，廉價的工人沒變，小規模、簡單流水線的工廠沒變，來料代工模式沒變，也就越發缺乏技術產業升級的欲望。
在低廉的房租、地租、人工，以及諸多優惠的政策之下，香港的小工廠主在內地建起數萬家工廠，他們在香港接訂單，在珠三角生產，再從香港運出海外。
由于北向的投資額年年增長，內地又有著用之不盡的廉價工人，這也讓香港的運輸業、貿易業、零售業、娛樂業、旅游業開啟新一輪蓬勃興盛的成長。
當然，最大的贏家還是香港的樓市與地產集團。
數以萬計的小工廠主沒有技術產業升級的愿望，與人數規模更為龐大的港籍管理人員，賺到錢就回到香港搶樓花，與其他因素共同刺激香港樓市的狂飚猛進。
瑞安化工與鴻臣實業，其實都是香港制造業的佼佼者，能進前十的那種，然而這些年也陷入迷茫與焦慮之中，相當程度上喪失了銳意進取、推動產業及技術升級的澎湃動力。
九月十五日，蘇利文、熊玉瓊夫婦邀請蕭良、錢晉章、朱鴻召、朱璐等人，前往他們在山頂區的大宅用宴。
這時候大家又進一步探討了，隨著大陸改革開放政府的進一步深化，隨著大陸國資民營資本的崛起，以及東南沿海城市不再需要轉經香港，與外界的直接聯系越發密集，將對香港的經濟及社會，又將造成怎樣的深遠影響。
只要摒棄偏見，只要對大陸的持續開放、政局穩定以及經濟持續快速增漲有足夠的信心，結論其實是顯而易見的。
只要內地還不足夠開放，香港的橋梁作用沒有完全喪失，依托大陸廣袤的市場與十二億人口，依托大陸蓬勃發展的經濟，香港還將持續受惠，維持住當下的繁榮，甚至還將獲得長足的發展。
不過，數以萬計的中小工廠主們，包括香港一度引以為傲的制造業，大概率會隨著內地民營資本的崛起而被取代，從此泯然于世。
而等到香港的橋梁作用因為滬市、深市等大陸核心城市的崛起而被大幅削弱，也將必然導致香港的金融、貿易中心地位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