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又取決于經濟結構：對于內需為主、依賴進口的國家，貨幣升值的利大于弊。
對于出口導向型的經濟體，貨幣快速升值往往是難以承受的，政府需要會進行干預以保持匯率穩定。這也是過去sea一直保持著低匯率的原因，就是為了刺激出口。
雖然出口是三十年來sea經濟增長的最核心引擎，而且現在還是sea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巔峰時期，出口對其經濟的重要性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汽車、電子產品的出口，帶動了國內的鋼鐵、機械、化工、零部件等無數上下游產業的繁榮，創造了大量就業，并推動了技術革新。
但是sea的出口，并不是什么鞋子、服裝、箱包之類的可替代產品，而是高附加值制成品，自從石油危機爆發以來，sea汽車以省油、耐用、性價比高的優勢，迅速占領全球市場。
在電子產品上來說，從特麗瓏電視、節能空調、電冰箱為代表的家電，以及半導體和計算機部件風靡世界。
至于精密機械：蔡司、鳳凰等的相機、復印機等，也是市場的主流產品。
這些不可替代產品，基本上不會受到貨幣升值的壓力，因為這種升值是有限的，是10%到20%，而不是50%，甚至100%。
為什么廣場協議日元升值對日本產業造成的沖擊那么大？
因為日元的幣值翻了一兩倍，在這種情況下，不沖擊他，沖擊誰？
而相比之下，作為廣場協議簽字國的德國，受到的影響就是……幾乎沒有影響。
當時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對象是日本和西德，因此協議的核心目的是促使美元對日元和馬克有序貶值，而對應的就是日元和馬克對美元升值。
協議前：大約1美元兌2.84德國馬克。協議后：五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大量拋售美元，買入馬克和日元。
升值結果：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里，馬克大幅升值，匯率達到1美元兌1.94馬克左右。馬克對美元升值了約46%，幅度非常驚人。
在這種情況下，德國的出口產品憑借是量身定制的專業機械、高端汽車和化工產品，需求價格彈性相對較低。即使馬克升值、產品變貴，國際客戶因為其無可替代的質量和技術，仍然愿意購買。
所以憑借著以質量為主的出口結構以及穩健的經濟金融體系，西德成功地將升值的挑戰轉化為產業升級的動力，避免了資產泡沫，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
而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前車之鑒，李毅安才會在幾年前，授意央行開始實施貨幣升值——因為，你主動升值，總好過被逼著在短期內升值。
像馬克雖然實現了“軟著陸”，但或多或少的都對經濟造成了沖擊，因為升值的太快。幸虧德國央行穩健，再加上出口結構不同，才讓德國躲過一劫。
有了日本和德國的教訓，李毅安當然知道應該怎么做。摸著他們過河就行。
“……貨幣升值關鍵在于“適度”與“穩定”：緩慢、穩健的升值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而快速、劇烈的升值則會對出口部門造成毀滅性打擊，引發經濟動蕩。所以，我們才會采用緩慢升值的方式，”
聽著父親解釋，李奕軒想了一下，問道：
“那么，父親，央行的最終目標是多少？”
“嗯，這個問題很復雜，央行希望維持的匯率是1美元兌1.5南元左右，但是考慮到種種因素，大概率會在1.3-1.4南元。”
稍微想了一下，李毅安又解釋道：
“而且，這次貨幣升值，除了緩解與他國貿易爭端之外，還有一個關鍵因素——我們需要通過貨幣升值來調整產業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