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向蘇聯出口商品：埃及用一系列國內產品來抵償債務，通過提供紡織品、農產品以及其他工業制成品償還。
通過交付這些貨物，埃及清償了所欠的約40億至50億美元的軍事債務。剩余的民用項目債務（如阿斯旺大壩）的償還條件則相對寬松，期限更長、利率更低。
不過，雖然埃及償還了欠蘇聯的債務，但這種方式對埃及來說代價巨大：雖然避免了支付硬通貨，但輸出大量本國商品也消耗了埃及的資源和出口能力。
比如埃及的出產的長絨，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絕大多數都要運往蘇聯還債，服裝也是如此。
但另一方面，在債務問題是其整體外交戰略轉向的一部分，旨在擺脫蘇聯的控制，投靠美國。
或者說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
海風卷過停機坪的旗幟，兩人松開手，并肩轉身，滿面朝著整齊列隊的儀仗隊走去。陽光落在他們身后，將兩道身影拉得很長，但身影卻并沒有重迭在一起。
這只是一次訪問而已，誰都沒有指往一開始就能夠在他們那里得到什么。
接下來的接待都是例行公事——就是諸如國宴之類，在例行的接待之后，薩達特就開始了他的訪問考察。
而后者才是最重要。
和很多人一樣，他的第一站就是長安工業區，這是sea歷史最悠久的工業區，早在四五年年初，在硝煙還未散盡時，就生產出了第一批產品——南洋駱駝。
當薩達特腳進入工業區時，眼前的景象既充滿現代活力，又透著一絲耐人尋味的矛盾。在那些鱗次櫛比的廠房里，流水線上不斷誕生著各式各樣的電子產品，電器和電子產品是這個工業區里最常見的產品，彰顯著這里作為電子產業基地的蓬勃生機。
然而，在穿梭于工業區的過程中，薩達特敏銳地發現，許多道路、園區的命名卻與紡織、服裝緊密相關——“紗廠路”、“成衣路”，這些帶著鮮明輕工業印記的地名，與眼前滿是電子元件的場景格格不入。
這份疑惑縈繞在薩達特心頭，他停下腳步，轉向身邊的陪同人員，語氣中帶著好奇問道：
“這片工業區如今以電子產業為主，為何還有這么多與紡織、服裝相關的地名”
陪同人員已經是不知道第幾次回答這樣的問題了，他隨即耐心解釋道：
“總統先生，您觀察得非常細致。這片工業區早期確實是sea輕紡產業的核心地帶，三十年前，這里遍布著紡織廠、服裝廠以及玩具廠、箱包廠，這些工廠生產的布料和成衣不僅滿足國內需求，還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是當時sea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
何止是經濟支柱，那是經濟騰飛的基礎，緊接著，陪同人員話鋒一轉，繼續說道：
“但隨著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土地資源日益緊張，輕紡這類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成本優勢慢慢消失；另一方面，通商產業部制定的產業規劃，開始追求更高附加值的產業，著力發展技術密集型的電子、汽車、船舶等產業。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降低成本、優化產業結構，大量輕紡企業開始向海外轉移，去往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地區。”
聽到“向海外轉移”這幾個字，薩達特的思緒立刻被牽引到了sea著名的“雁行模式”上，這一概念最早是由官邸提出，由通商產業部制定相應的細節，這一經濟發展戰略是sea經濟崛起過程中摸索出的重要路徑，也是關于產業結構在國際間，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區國家間傳遞的關鍵。
作為亞洲地區唯一的經濟發達國家，sea在自身產業升級的同時，并沒有忽視區域內其他國家的發展潛力，而是主動承擔起“領頭雁”的角色。
早在二十年前，他們就通過向東南亞地區進行大規模直接投資，將本國逐漸失去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輕紡、玩具制造等，轉移到東南亞國家。
在這個過程中，sea不僅為東南亞國家帶來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還幫助當地建立起配套的產業體系，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就這樣，以sea為核心，東南亞各國根據自身資源稟賦和發展階段，分別承擔起不同產業鏈環節的“東南亞雁行國際分工體系”逐步形成，在此基礎上，“東南亞雁行發展模式”應運而生。
在這一模式下，sea處于“雁首”位置，主要負責研發和生產高附加值的核心技術產品，掌控產業鏈的高端環節；而大馬、暹羅、泗水、蘭老，甚至包括韓國、九州等國家和地區，則根據自身情況，分別處于“雁身”和“雁尾”，承接sea轉移的產業，生產中低端產品，同時不斷學習和積累經驗，推動自身產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