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白了，到底是親兒子，嘉靖雖然沒給朱載坖銀子，但是給朱載坖的都是內府好錢，雖說不能按照700文換一兩的官價兌換銀子，但是至少是民間樂于接受的好錢，要是讓戶部給朱載坖弄一堆惡錢，那才真是天坑。
朱載坖和一眾講官看著這些銅錢，不由得無奈感嘆道：“兩宋鑄錢，獲利頗豐，以資國用，百姓亦便，本朝不如也！”
幾位講官也不得不感嘆，北宋的鑄錢是大明望塵莫及的，僅北宋在江西，真宗初年以饒、池、江、建四州錢監為主體的錢監格局形成，到仁宗時期，進一步形成饒、池、江、建、韶五州錢監格局，英宗時期基本維持此格局。而這四州錢監，每歲鑄錢就達一百五十萬貫，遠遠超過大明。
元豐三年，共設有17個銅錢監，歲鑄銅鑄幣506萬貫。元豐三年之后北宋仍有增設錢監。宋神宗元豐四年二月十四日，在秦州增設錢監。元豐六年三月，又在徐州增置寶豐監，歲鑄四十萬貫。元豐六年五月三日于梧州置監，歲鑄十五萬貫。
而每年僅鑄幣一項，大宋就收入一百余萬貫，而大明自斷財路，到現在嘉靖準備整頓錢法，現在當然是千難萬難了。
李春芳說道：“金陵所用錢，皆開元也。薄小而賤，豈真古開元所鑄乎。當事者驟禁之，每至激變”
李春芳的話算是說到點子上了，留都地區民間私鑄之錢大概多為唐宋時期的古錢之類，朝廷私鑄禁令難以執行。而且一旦驟革之，總會激起地方民變。事實上，地方官員大多心中清楚，私鑄不可驟然革除，否則地方上的情況更糟糕。
私鑄在明代是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經濟生活現象，不是少數人鋌而走險的事情。從事私鑄活動的不唯民間小民百姓，宗藩、戚碗勢要之家亦參與私鑄和私錢販賣。楊士聰就曾記載崇禎皇帝田妃之父自寧波回，載錢十三船至京販賣，可獲四五倍之利，折銀以萬計。
朝廷雖然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但是卻根本無法執行，官鑄制錢濫惡不堪，給民間私鑄樹立了示范效應。明代前期制錢鑄造精少，私鑄現象明顯較為少見。嘉靖以后，制錢質量濫惡至極。
徐階也曾經上疏向嘉靖說明現在錢法之弊，明確地指出由于私鑄引起錢法不通的根源卻是在于寶源局鼓鑄制錢不合規制。本來最為精好的三種制錢是分別鑄造于寶源局、南京和云南的金背、火漆和鏇邊。
后來由于科道這幫瘋狗亂提意見，革除車鏇一道工序，只保留了鑄、銼二匠。而且工匠還經常盜竊銅料，致使制錢銅量大大降低。民間因此將寶源局鑄造的這種粗糙制錢戲稱為“一條棍”。與私鑄幾乎沒有任何差別，私鑄乘勢而起。
民間百姓因為難以辨別究竟是制錢還是私錢，拒絕使用寶源局所鑄的這種制錢。終于連帶著金背等精好制錢也一并摒棄不用。在這種情勢下，有些別有用心的奸徒乘機興風作浪，民間甚至出現了“閉門罷市、買賣不通”的嚴峻局面。為保證商業貿易正常開展，官府只得放寬私鑄禁令，允許私錢與制錢一并流通使用，如此錢法才得以復通。
正是因為官局鑄錢偷工，給匠人提供了減料的空間和機會。摻雜了大量的鉛、錫，制錢濫惡無比。民間社會對待制錢的態度是“朝入手而暮廢棄”。因為官錢不精好，私鑄得以摻和。
事實上，嘉靖年間的許多制錢根本就不是鑄造的，而是直接剪裁或捶打而成的。濫惡己極，不出現私鑄日盛，錢不流通的局面才是咄咄怪事！
嘉靖本意是通過整頓錢法來增加國家稅收，但是實際上由于種種原因，嘉靖的整頓錢法反而更加加劇了大明錢法的混亂。由于制錢濫惡，在銅錢體系中就出現了一個制錢與私鑄形成相互惡性循環的怪圈。
同時官鑄制錢數量太少，無法滿足市場和民間中下層對銅錢的大量需求。私鑄存在廣闊市場。明代自洪武時期開始制錢鑄造就為銅料缺乏所困擾。成化以后，隨著私鑄盛行，國家鑄錢銅料益發不足。
但是大明真的沒有銅料嘛？朱載坖就這個問題求證于李春芳，李春芳笑著說道：“其實殿下不必問我，伯玉兄家中就經營著銅鐵貿易，殿下可以問問。”
朱載坖于是叫來汪道昆問此事，沒想到汪道昆給朱載坖的答案令諸位講官和朱載坖都大吃一驚，汪道昆說道：“官買則不足，私販則有余。”
這下輪到朱載坖和一眾講官們目瞪口呆了，高拱問道：“伯玉，此話何意啊？”
汪道昆向他們解釋了此中關竅，原來所需銅料多由南都北運而致，南都之銅則又主要來自西南地區。西南之銅進入腹地有兩條途徑一條是走永寧，出荊江者十八九一條是走辰、沉出洞庭者百一二。經這兩條商道運輸出來的銅最終聚點是蕪湖，蕪湖成為“總攝咽喉”銅價也隨之倍增。
汪道昆說道：“蕪湖關，控扼大江。實為陪都門戶。私鑄奸豪盤聚其處，每銅商船至，則群擁邀截。高價強買，佯作樓鉛，點造黃銅器玩。而實則轉輸深僻之處，競鑄私錢。”
汪道昆算是把話說明白了，所謂什么大明缺銅，只是官府缺銅，而不是真的缺銅，運銅商船甫至蕪湖關，立刻出現群擁截銅場面。群聚于此等候的各地銅商將來自西南之銅邀劫高價買走，以致南都之銅日少。
說白了，官局出現的鑄幣銅料不足，主要是因為市場上大量的銅被商賈壟斷，以致于國家手中控制的銅量反而極少。銅料匱乏，國家鑄局難以正常運作和維持，官銅必不勝私銅，抑且官鑄必不勝私鑄，所以汪道昆總結此事道：“國家即使再三重申私鑄禁令亦屬枉然，如此則禁鑄何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