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官們對于朱載坖的這種行為感到吃驚，他們認為朱載坖這個行為頗有些不智，如果說大明的言官是瘋狗的話，這些還沒入仕的士子就是瘋牛，比言官可怕一百倍。
尤其是這些結社的文人，一旦得罪其中一個，那就是一群人蜂擁而上，不把你搞臭誓不罷休。
朱載坖問道：“本朝士子結社，起于何事？”
李春芳說道：“殿下，本朝的士子結社，其實起于元末。”
當時，社會動蕩，戰亂頻仍，各地形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他們擁兵自重，圖謀發展。身處亂世的文人們或者擇主而仕，或者易地避亂，這就為他們集中聚會、宴飲酬唱提供了契機。
到了大明建立，朱重八可不慣著他們，雖然重八哥沒有頒布禁令將文人結社予以禁止，但是采用了更為嚴酷的手段，高啟因為魏觀作上梁文而被腰斬于市，孫蕡因為藍玉題書而坐論死，王行亦因藍玉案坐死，黃哲以詿誤罹于法，徐賁因事下獄死，張羽坐事自沉龍江等等，這些文人多是元季社事的活躍分子，太祖通過嚴刑峻法，嚴厲的打擊了文人結社。
而永樂，仁宣時，大明國力強盛，朝廷遷都后，成祖對于結社并沒有加以打擊。怡老會社自此興起。而國力的強盛大大刺激了文人的自信心和養尊處優的享受心態，結盟會社漸成風氣，如大學士楊榮就時常召集館僚雅聚杏園，宴樂賦詩。
弘治、正德時的首輔李東陽就曾經說過：“自洪武之開創，永樂之戡定，宣德之休養生息，以至于正統之時，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稱。廟堂臺閣之臣，各得其職，乃能從容張弛，而不陷于流連怠敖之地，何其盛也！”
尤其是宣宗皇帝，常常在萬機之暇，游戲翰墨，常常君臣同游，庚歌繼作的雅事，皇帝和閣老們的加入，使得文人結社，反而成了一樁雅事。
所謂上行下效，從最高統治者皇帝開始，到皇室成員，再到這些館閣重臣，他們的言行舉止是整個社會的風向標，既然這些高層官僚如此雅好于宴飲社游，其他的下層民眾熱衷于此也就順理成章了。可以說，正是由于皇室貴族和館閣重臣們長期地、頻繁地進行集會唱和、宴游賦詩，甚至是親自參與社事，才帶動結社之風由朝廷逐漸向民間擴散，并最終風靡全國。
但是到了現在，這種文人結社早就不是之前的文人之間詩詞唱和，而是一種政治團體。現在的文人結社概括起來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在黨爭中被削籍或乞歸的官員進行結社。另外一種是在黨爭中發展起來的結社。
他們結社的目的，對于這些致仕或者被罷官的官員來說，一以標榜聲名，思為復職之地；一以樹立黨援，冀為政爭之具。對于那些還沒有入仕的士子來說，就是通過進入會社，結識大佬，好為他們以后仕途鋪路。
同時，結社的規模不斷擴大。嘉靖以前的社事承宋元遺緒，規模都不是很大，一般只有幾個或十幾個成員，更多的帶有志趣相投者結社議論的味道在其中。而到了現在，為了達到由野制朝、以社援黨的目的，文人結社由講求宴游怡情逐漸變為講求聲氣延譽，對于成員的吸收和接納就比較寬松，入社成員越來越多，社事規模也越來越大，以至動輒幾十人、上百人甚至上千人。
嘉靖之前的結社，甚至避免談論朝政，不少會社的社規甚至有明文規定：會間清談，除山水道藝外，如有語及塵俗事者，浮一大白。清雅所至，視時事政務為“塵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