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載坖當然知道哪里有銅。倭國就出產大量的銀、銅。
一想到此，朱載坖對于蔣洲的倭國之行充滿了希望，倭國的銀銅對于大明來說現在確實是十分重要，鑄錢需要銅，制造各種火器也需要銅，銀子就更不必說，朝廷的銀子從來都不夠用。
朱載坖現在還沒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只能讓嚴世蕃先整頓南京軍器局，只要要造出堪用的軍器再說。
朱載坖處理完這些事情，回到臨淮侯府，嘉靖的上諭也已經到達南京，朱載坖領受了嘉靖的上諭后，對于嘉靖同意這些士子們贖刑極為不滿，在他看來，不將這些士子們處斬，已經是法外開恩了，現在又允許他們贖刑，未免太過于便宜他們了。
講官們為朱載坖分析了嘉靖和內閣的決策心理。作為皇帝和內閣首輔，首先是要考慮朝廷的穩定，打擊東南士紳集團，固然是嘉靖和嚴嵩贊成的，但是不能引起朝局的動蕩，否則那就麻煩了。
眼下東南士紳集團，已經做大，不是輕易可以動了，只可徐徐圖之，不可冒進。整個東南文風鼎盛，經由科舉入仕的官員如過江之鯽，車載斗量，但凡家有余力的百姓，都不免供自家子弟讀書上進。
因為仕途潛在的經濟收益，以及士紳階層享有的各種免役，禮遇特權更加刺激了人們從科舉入仕的強烈欲望，也大大提高了科舉功名的社會聲望值，在百姓眼里，功名不僅僅是一種榮譽，更重要的是政治庇護和經濟利益，因而一旦科舉中式，便可獲得超出庶民的特殊地位。
江南地區，科第興盛。功名之士除進入朝廷中樞機構和府縣衙門外，更多的則是滯留鄉里，形成龐大的士紳階層。他們通過各種師生、同年、親緣、地緣等關系網絡，以及官府賦予的特權，廣泛地干預朝廷和地方事務，形成龐大的官僚集團，即便是嘉靖貴為皇帝，也不能等閑視之。
而且整個東南士紳集團的成分也極其復雜，他們當中既有聚斂無度、武斷鄉曲的豪門劣紳，也有淡泊自守，獨善其身的隱士，還有以道統自任，堅守儒家倫理陣地，敢與朝廷爭“是非”的“正身之士”。不能一概論之。
更何況東南是朝廷的財源，絕對不能出亂子的。而士紳也有維護東南穩定的作用，嘉靖對于東南士紳的態度是很復雜的，既然限制東南士紳的勢力過于膨脹，又要利用東南士紳穩定東南，為朝廷保證財源。
東南據江瞰海，富室大家，蠻商泊賈，交錯于水陸之道，是大明的文章錦繡地，溫柔富貴鄉。培育了龐大是士紳階層，其實能夠出仕的士紳僅占整個士紳極小的一部分，大明一科取士不過四百，東南出身的官員常年在二百多左右，還有部分舉人也出仕，仕進范圍多止于縣令、府縣教職等六七品官階。
生員因人數眾多且無出仕資格，而成為基層鄉紳的主體。生員雖不能憑此身份直接入仕，但國家賦予的經濟特權是明以前難以企及的。真正對大明基層官府構成威脅的其實是這幫生員們。
這次嘉靖已經將他們的功名盡數革去，失去了功名的庇佑，他們已經無力再和朝廷對抗了。所有嘉靖才下令對這些人網開一面，這是為了緩和和東南士紳階層的矛盾。
現在已經不是太祖皇帝的時候了，朱重八在位的時候，皇權日益強化，士紳的地位則日益淪落，太祖皇帝采取強有力的暴力手段，士紳之權受到全面扼制，那時候什么東南士紳，面對太祖皇帝，都如同土雞瓦狗一般。
朱載坖當然也很清楚，嘉靖雖然是非常的強勢的君主，但是只不過比憲宗、孝宗、英宗等強勢罷了，和太祖、成祖相比，嘉靖對于朝堂的掌控能力其實是差很多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太祖時要誅戮大臣，根本不需要什么多余的理由，只需要一句話就行了，在太祖的高壓之下，東南的文人們，別說在朝廷結黨，他們心理上籠罩了一層沉重的陰影。變幻莫測朝不保夕的仕途讓人敬而遠之，他們都不愿意出仕為官，生怕因此丟掉性命。
但是你以為不做官就可以逃脫太祖的屠刀了嗎？還是過于天真了。
太祖針對這種情況，就曾經下詔說：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不出仕，一樣收拾你。在這種情況下，東南士紳們只得跪伏在皇權下瑟瑟發抖，江南士人被置于一種出處皆危的窘境，無論出仕還是退隱都不安全，根本不知道朱重八的屠刀會什么時候落下來。
而現在，州縣有大量的致仕官員和生員士子，把持州縣，架空朝廷派來的官員，朝堂之上，上至內閣輔臣、六部尚書，下至于州縣長官，整個東南的士人形成了龐大的官僚集團，即便是嘉靖，也不敢輕易把他們往死里整。
嘉靖選擇了分而治之的策略，肯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嘉靖和嚴嵩都是玩政治的高手，心眼又多又臟，這些事情，朱載坖就不必去管了。
不過在嘉靖的上諭中，還有一點很讓朱載坖開心，就是嘉靖終于批復了朱載坖，以蘇州同知署蘇州府事海瑞為浙江按察副使兼蘇州知府，督理蘇松常鎮四府糧儲。
朱載坖終于把海瑞推上了這個位置，這是連講官們都沒有想到的，海瑞一個舉人出身的小官，僅僅一年，就身著紅袍，受任方伯，更是在大明的腹心之地督理糧餉，其晉升之快，簡直是令人咋舌。
但是這也是朱載坖希望看到的，他要用海瑞這把利刃，狠狠的給東南士紳放放血。
朱載坖隨即去信海瑞，要求他在蘇松常鎮四府當即開始清理花分、詭寄田產，同時令唐順之和趙文華要全力配合，務必要完成清丈田畝。</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