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對于禮部的奏疏是很支持，高拱、張居正、郭樸等人都上疏表態支持，朱載坖于是召集內閣輔臣和禮部尚書趙貞吉，商量此事。
首先就是這次社學興辦的地域，朱載坖認為主要應該是緬甸、大寧都司、遼東、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陜西、甘肅等北方諸省。
其中大寧都司和緬甸因為是剛剛納入大明，所以更加需要教育以增強他們對于大明的認同感，還有就是重點扶持北方的教育，南方私塾較多，北方相對比較貧窮，更加需要朝廷的扶持。
而興辦社學，最重要的就是老師的選擇，高拱就說道：“陛下，蒙養極大事，亦最難事，蓋終身事業此為根本，不可不慎也！”
朱載坖也認同高拱的看法，趙貞吉也認為應當慎重選擇這些社學的老師，由學政組織生員考試，擇優錄取，朱載坖同意了這一觀點，同時就是社學教師的待遇問題，張居正認為，參照東南私塾的待遇，每月廩米八斗，價銀四錢，柴炭銀一錢，足夠一家之用了，這筆開支中的銀錢部分，由朱載坖的內帑開支，本色部分，由地方州縣的留存錢糧支應。
按照每縣的人口設置，不收取學費，盡可能多的讓百姓受益，同時在社學中表現優秀的學生，經過推薦考核，可以進入朝廷的官學深造，同時由朝廷給予資助，資助其在科舉道路上發展，這筆銀子也從朱載坖的內帑中支出，以體現皇恩浩蕩，收買這些士子的人心。
同時朱載坖還在上諭中明確說明，這兩筆從內帑出的銀子是專門用于補貼教育和資助好學的寒門子弟，膽敢挪用、貪污的，朱載坖必照祖制，剝皮實草，嚴懲不貸。
同時給這些老師以優待，社學教師和吏員一樣，三考兩上之后，就可以赴吏部參加吏員的考選了，而愿意到緬甸、大寧都司、遼東去的生員，三年之后就可以參加吏員的考選，以鼓勵生員到這些地方去。
在東南也要擴展社學，不過由于東南的官府相對富裕，這筆銀子主要由當地官府支出，內帑主要還是承擔資助貧寒學子繼續讀書和科舉之用，這筆銀子由朱載坖和李皇后兩人的名義從內帑撥出，主要是購買書籍筆墨，還有他們考試的路費之用。
此舉在朝廷上下很快得到通過，甚至戶部都愿意迅速撥銀給各地州縣，興辦社學，在大明，興辦教育是絕對的政治正確，這次更是以皇帝出內帑資助的形式，使得朱載坖在民間的名聲好了不少。
除此之外，就是張居正和龐尚鵬再次奏請施行一條鞭法，將之前沒能推行到底的賦役改革繼續推行下去。
他們兩人以福建為例，龐尚鵬以自己擔任巡按福建時所見上疏：“福建屬郡人民，自永樂、宣德以后，多有田已盡、丁已絕，而其糧額猶在者。名為無征，灑派小民。夫何時事推移，田產潛入豪右；上下欺弊，有司莫為之分明。歲復一歲，遂不可奈何。富家則厚享無名之利，貧民則受不根之害。”
認為現在的賦役制度并不公平，雖然朝廷厲行清丈田畝和徭役折銀制度，改變了一些，但是總體來說百姓的負擔并沒有得到很大的減少，所以張居正和龐尚鵬相繼上疏，要求繼續推行一條鞭法，將實物賦稅變更為貨幣賦稅，全面折銀。
朱載坖并沒有對張居正和龐尚鵬的奏疏進行御批，而是下部議。
對于張居正和龐尚鵬的奏疏，朝廷上下莫衷一是，部分官員認為全部折銀有兩大好處，對于朝廷來說，折銀既便于運輸，又便于使用，朝廷現在的白銀開支是越來越多了，需要大量的現銀來用作朝廷的用度，同時征銀可以避免運輸當中的大量的損耗，減少百姓的負擔。
但是也有很多官員認為不應該將賦稅折銀，其中反對最堅決的就是左都御史葛守禮，他向朱載坖上了寬農民以重根本疏。葛守禮在奏疏中提到，北方地區的土地較為貧瘠，每畝地的產量通常只有幾斗。例如，在北直宣府一帶，40萬畝土地的總產量僅為石，平均每畝不到2斗，和南方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葛守禮認為，南北經濟情況不同，條鞭利于南而不利于北；僅利于工商而不利于農民，對農民無利反倒有害。葛守禮堅決反對折銀，認為這樣會給百姓帶來的危害遠遠大于給朝廷帶來的利益，不能為了朝廷的一時之利，就讓百姓承擔百世之弊。
葛守禮的奏疏寫得極為生動，加上他作為左都御史，在朝廷本就極有影響力，在葛守禮的上疏之后，很多官員都上疏反對全面折銀。
朱載坖沒有作出反應，而是先召集閣臣和六部九卿討論此事，賦役制度的改革，絕對是大事中的大事，要慎之又慎，尤其是折銀這樣干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更是要加以重視。
朱載坖召集臣子們商量此事，首先的問題就是現在大明的白銀財政是怎么樣一個情況，戶部尚書劉體乾向朱載坖和重臣們介紹了太倉現在的收支情況，確實白銀已經成為大明朝廷開支的重要手段，朝廷的絕大部分開支，都是通過白銀的形式來開支的。
不管是九邊軍費，工程營建還是朱載坖的賞賜等，都要依靠白銀，白銀對于大明財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沒有白銀，戶部就無法運轉，但是現在白銀的主要來源并非田賦，主要是鹽稅中的余鹽銀、海關關稅銀和鈔關稅銀，如果將田賦改折，確實是會增加大量的現銀收入，但是這樣做是否有利，這是要討論的主要問題。
支持改折的官員們認為，改折之后，官府征收和百姓繳納都更加方便了，稅銀的轉運也更加方便，而且沒有損耗可言。
但是反對的官員們認為改折的弊端更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