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陳以勤認為李春芳會拒絕自己的時候，李春芳開口問道：“松谷（陳以勤號）欲行此事，老夫當助一臂之力也！”
李春芳在陳以勤的奏疏上署名了，雖然李春芳署名了，但是李春芳也認為，要想使得這事落實還為時尚早，尤其是朱載坖那一關，可不好過。
果不其然，在陳以勤奏疏抵達朱載坖的案頭之后，朱載坖立即召見了李春芳和陳以勤兩人，詢問有關國史的事情，其實大家都很清楚，此事的關鍵還是在建文君、景泰和睿宗三位皇帝的問題上。
朱載坖直接詢問兩位閣老，這個國史應該怎么修，國史是很重要的事情，自唐太宗貞觀初年設史館于禁中，修撰本朝國史便成為此后歷朝所沿襲的重要制度之一。
李春芳說道：“陛下，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后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
朱載坖當然明白國史的重要性，關鍵是大明的國史怎么修撰的問題，兩位閣臣都認為兩宋國史的修撰體例完備，編寫精良，可以取法，應當以兩宋的國史為范本。
而兩宋的國史是怎么編修的呢？以實錄作為脈絡，將一朝皇帝的大事予以編撰，宗室、宰相合為傳。江南、廣南、河東、西川、湖南兩淛、夏州為表。律歷、天文、地理、五行、禮樂、刑法、食貨、溝洫、書籍、道釋為志，形成的紀傳體史書，在編修國史的時候，用朱墨兩色筆跡記錄，將皇帝圣喻及史官摘錄之言重點標示出來。既便于觀者取閱研讀，又保證了重要內容免于遺漏，所以宋代國史的編撰最為精密。
先后按照朝代順序，編撰了三朝國史、兩朝國史、四朝國史和中心四朝國史等國史，那朱載坖直接問道：“那以兩位閣老之見，本朝國史怎么編撰？”
朱載坖直接就點出了問題的關鍵，大明現在經歷了太祖、建文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憲宗、孝宗、武宗、世宗和一個沒有當過皇帝的睿宗。
關鍵的問題就出在兩個當了皇帝和一個沒當過皇帝的，建文君、景泰和睿宗，這個國史應該怎么來編撰這是一個重要問題。
陳以勤給出了他的答案，陳以勤認為，效仿宋之國史，編撰開國四朝國史，即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四位皇帝，將建文君附于太祖國史之后，但是不革去建文年號。
然后是五朝國史，即英宗、景泰、憲宗、孝宗、武宗五位皇帝，景泰帝單獨成書，也并不革去景泰年號，然后就是兩朝國史，即睿宗和世宗，睿宗由于實際上沒有當過皇帝，睿宗的國史實際上就是承天大志。
應該來說，這次陳以勤的想法比之之前要軟化的多了，將建文朝國史附于太祖國史之后，相當于是實際否認了建文的法統，同時一天沒有當過皇帝的睿宗也與嘉靖一道編修兩朝國史，實際上是通過編修國史的形式對于睿宗的法統予以了承認，繼續肯定大禮議。
可以說這次陳以勤的態度已經是非常之低了，但是朱載坖顯然仍然沒有完全滿足，朱載坖主要是針對建文君的事情，朱載坖認為在編撰有關建文君史料時，應當以成祖時的材料為準，成祖廢建文帝為庶人，并革除建文年號，徹底否定了建文帝的正統地位。
這點讓很多大臣難以接受，他們認為革除建文年號實在是過于激烈了，陳以勤說道：“陛下，建文、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元主可謚，何忍沒其號于建文？《元史》且修，何可闕其錄于景泰？且景泰之位號既可復，則建文年號亦可復，建文之死事諸臣，且蒙我皇上之恤錄，而況其君乎，況其為太祖之嫡孫乎？”
群臣的意見的明確，就是希望恢復建文年號，朱載坖卻不能答應，朱載坖當即指出：“在昔仁宗，憫建文諸臣境遇之慘，仁心惻隱，故而恤錄，然其離間天家，其罪不可恕也！成祖之言，朕不敢廢也！”
朱載坖的看法很簡單，就是不能違背成祖的詔命，因為當年朱老四有明確的詔令：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這點朱載坖認為作為后代皇帝，沒有充分的理由，是不能予以更改的，至于景泰帝年號和國史的恢復，那是因為在憲宗朝就已經有過明確的詔書了，而且景泰絕嗣，無法對憲宗的法統構成任何威脅，朱載坖認為，依照憲宗皇帝的圣諭，是可以恢復景泰的一系列的待遇的。
當然，朱載坖也有自己的考慮，從皇帝的角度來說，景泰對大明，對朱家是有功的，要不是景泰力挽狂瀾的話，恐怕又是靖康之變了，所以從后世皇帝的角度來說，是要感謝景泰的，雖然囿于英宗子孫的身份，朱載坖不能大張旗鼓的恢復景泰的各項待遇，但是并不妨礙朱載坖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恢復景泰的各項待遇。
至于朱允炆，朱載坖則完全沒有好感，這孫子既無識人之明，也無治國之才，急躁冒進，偏聽偏信，由良將而不能用，由忠言而不能聽，純粹是咎由自取，至于齊泰、黃子澄等人，雖然成祖處置他們過于酷烈，但是真要認為他是什么忠良，那就是大錯特錯了，這種垃圾，朱載坖對他們沒有任何興趣。
不過李春芳和陳以勤聯名上疏，而且國史不修，確實會導致各種謠言盛行，朱載坖認為國史確實要修，免得各種謠傳紛飛，朱載坖于是說道：“洪惟我皇祖開天垂統貽謀超越千古，列圣相承重熙累洽太平之治赫垂二百余年，其茂烈鴻功典章法度，與夫名賢高節渺論竑議，有不可勝書，雖寶錄鴻編藏于金匱石室者炳如日星，然或體襲編年，或事存掌故，一伐綸實跡，尚多缺而未備，何以啟佑后人而昭垂千萬世哉？是卿等之論，朕以為甚好，然國史大事，宜禮部、翰林院諸臣商議之后，朕再做決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