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員對于訟師都是極為反感的，他們都認為這些訟師就是為禍地方，對抗官府的源頭，地方官員甚至將訟師、地棍、街蠡稱為地方三害，認為要嚴厲打擊這些人，才能夠保證地方的安定，他們要求對于這些訟師進行嚴厲打擊，以維護朝廷的權威。
很多官員紛紛向朱載坖上疏，痛陳這些訟棍的厲害，官員們在奏疏中說道：“民間詞訟以小為大，增輕作重，甚至海市蜃樓，憑空結撰，非因訟師教唆，即由代書架捏。”
訟棍們往往通過教唆詞訟、代寫詞狀、打點衙門來獲取利潤，雖然地方官府已經嚴厲打擊這些訟棍，大明律和大明律例集結中也有相應的條款，規定：“教唆詞訟誣告人之案，如原告之人并未起意誣告，系教唆之人起意，主令者之人為首，聽從控告之人為從。如本人起意欲告，而教唆之人從旁慫恿著，依律與犯人同罪”。
但是實際上這些訟師根本不把朝廷的種種的規定放在眼中，依舊包攬詞訟，在其中上下其手，這點是地方官員們痛恨的，因為吏部的考成，一向是以地方安定作為重要的考核依據的，所以從地方官員們來說，他們是不愿意自己的轄區有過多的案件的，尤其是刑事案件，這樣會影響地方官員的考成。
同時朝廷現在的考成，對于賦稅、經濟等方面的考成很嚴厲，地方官員主要都在想辦法完成朝廷的考成，雖然朝廷為地方指定了負責刑獄的官員，但是作為州縣正印，不可能對司法漠不關心，對于地方的案件肯定也是要過問的，這就導致一個很普遍的事情。
從地方正印的角度，他們希望案件越少越好，這樣才能顯示他們治理的成果，所以他們不愿意的案件太多，往往設置各種門檻阻攔百姓立案，官府對于狀紙的嚴格要求就是最典型的辦法，百姓告狀，必要在狀紙上寫下事情原由，需要受過比較專業的法學訓練的人士才能寫。
地方官府往往利用這個方式卡掉大部分的案件，百姓要想告狀，第一步就是要提交合格的狀紙。而地方官府對此往往設立了嚴格的規定，比如應天府就規定：“應天府給引之狀，人各拿白紙一張，來換印板狀一張與他寫，能寫著令其自填，不能寫著里老代伊填寫，各隨朱語呌收就批，本人拘拿仍批。如印板難行，只判格三行橫格限字可也。”
這就使得這些訟棍們有機會包攬詞訟，因為百姓自己告狀很難被官府立案，這些訟師就跳出來保證能夠立案，現在官府的情況是一準難求，為了能確保準理，訟師門衍生出了包攬詞訟的業務。
為了使得地方官府受理訴狀，這些訟師們就在訴狀中架詞虛構、顛倒是非，地方官員也被這些訟師們搞得是不勝其煩，往往看到這類訴狀，就直接判定：“呈詞刁健，必系鄉間不安分之秀才所為。”將其直接駁回，這些書寫詞狀時用語普遍夸張，地方官見多了類似詞狀后，為免受訟累，直接不予審理。可見包攬詞訟并非易事，代寫詞狀不僅僅需要呈詞刁健，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甚至架詞誣告才是當時人花重金請訟師代寫詞狀的主要原因。
而且這些訟師們和衙門小吏關系極好，往往可以在州縣官府不那么負責的時候呈請立案，除此之外這些訟師們往往顛倒是非，指黑為白。
蘇州府就呈遞了一件案子，吳縣鄉人王某因索要欠債，致使對方因愧憤于半夜自殺于王某家門外。當天晚上剛好天降暴雨，電閃雷鳴，因而直到第二天早上王某才發現此事。這可是人命重案，州縣官員不敢懈怠，王某在發現之后也是極為害怕，尋找到蘇州一位出名的訟師為其開脫，訟師開價五百元，為其擺平此事。
要知道現在即便是七品正印，年俸不過一百二十元，訟師一開口就是五百，這個要價是非常之高的，但是為了避免牢獄之災，王某也只得答應，這個訟師倒確實是手眼通天，買通衙役為死者換鞋子，并為其撰寫詞狀，其中有：“八尺門高，一女焉能獨縊？三更雨甚，兩足何以無泥？”以其鞋底干凈為由，顛倒是非，暗指王某被人陷害，最后縣官果以移尸圖害論了結此案。但是其家屬不服，上告至巡按御史處，巡按御史查閱卷宗，發現詞狀老練，認定是有訟棍在其中攪和，于是直接將此案提審，方才將中之事給抖出來。
這幫訟棍之無法無天，可見一斑，訟師借端挑起訴訟，教唆誣告富戶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因而地方官在面臨每天數百件的告狀時，對訟師的套路也略知一二，很多案件的批駁上直接挑明因為訟師參與，所以不予審理這樣的話。如“審其中唆訟有人，姑不深究。”或者原告呈詞刁健，也會遭到批駁，“豈能恁爾一面之詞頓翻縣案乎？爾真糊涂已極，不準。”
但是像蘇松這樣的地方，不僅僅有案件重大，往往又涉及到外鄉甚至是外國人，他們是需要訟師的，所以現實情況是很微妙了，一方面地方官府對于這些訟師極為反感，另一方面訟師確實是有現實存在的必要性，畢竟普通百姓對于衙門內部辦理案件的情況確實是很難了解。
但是現在這幫訟師確實到了非整頓不可的地步了，訟師通過代寫詞狀、借端誣告、偽造消滅證據、打點衙門官吏、公堂作戲等行為，幾乎涵蓋了訴訟的全部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了案件審判結果。即使是人命關天的重罪，訟師也敢為了高額酬金鋌而走險，試圖幫助案犯脫罪；而原本毫無相干的死尸，也會被訟師利用，用來對鄉間富戶進行誣告圖索。
如果朝廷在沒有反應的話，這些人就會更加猖狂。</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