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普魯士上下都在舉國歡慶，表示他們愿意同十惡不赦的法蘭西，以及統治這個邪惡國度的惡魔，決一死戰的時候，身為國王的威廉三世卻一反常態，時常將自己關在波茨坦王宮的書房里。
在這里，聽不到鋪天蓋地的歡呼聲與喝彩聲，也聽不到那些高亢激昂的各種愛國歌曲，還有無數向自己表達忠心的狂熱臣民。
威廉三世雖不過是中人之姿，而且還有點后知后覺，但為人不傻，更不愚蠢。
在去年登基前后，那些富于感情的普魯士青年們都敬重他，認為威廉三世屬于正直化身的君王，是結合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原則，同時又能接受新思想的一個新紀元的開創人。
很多時候，威廉三世認為對于壞的統治者來說，法國大革-命是一種懲戒。在這方面，一些貴族和政-府部門的高級官員，也積極主張改革社會現實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
當然，宣揚普魯士改革，不可能采取法國大革-命那樣的暴力革命形式，而只能是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在這方面，司法大臣豪格維茨和財政大臣斯特魯恩西，都是積極支持者。
斯特魯恩西曾在一封給威廉三世的信中寫道：“法國自下而上的革-命確有成效，不過這種革-命在普魯士會自上而下地完成。所以，我懇請國王陛下開啟普魯士的民主之道：為限制貴族特權而不懈努力著……等到過幾年，普魯士就將不會再有特權階級。”
顯然，自由派出生的斯特魯恩西過于樂觀了，威廉三世雖有見地和知識，卻缺乏決斷力和靈活性，束手束腳，且膽小怕事，不是一個能夠獨自做出重大決策的人物。
不可否認，斯特魯恩西在這封信中所表達出來的想法，在當時持自由思想的普魯士知識分子和高級官員中間也頗具代表性。
一方面，他們認可法國大革-命的總體效果，比如說繼承了大革命-遺產的安德魯法國大殺四方，一舉干掉了腓特烈大帝都沒有摧毀的哈布斯堡王朝，并希望能將法國的先進制度和措施引入普魯士；
但另一方面，他們對普魯士避開暴力革-命，并以和平方式改善自身這一前景也頗為樂觀。
然而現實情況是，改革在普魯士很難被推進。
主要原因在于主張改革的進步貴族和知識分子，只占普魯土人口的小部分，而在鄉村地區，“亦即87%的普魯士臣民所居住，并且由容克貴族進行統治的地方”，封建制度依舊“完好無損”，其巨大的阻力使得改革派表現得一籌莫展。
相較于法國在十八世紀便已逐漸腐朽的封建體系，直至1798年，“普魯士的封建體系依舊厚實健全，而且還充滿活力……不必多費功夫就可以把各種改革計劃，貶低為庸人自擾”。
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最優秀的人才早已認清改革的必要性也無濟于事”，因為當下的普魯士“太健康了”，并沒有出現“革命形勢”。除非是出現了某種無法挽回的災難……
在遠離柏林的狂熱與喧囂過后，這位年輕的國王已經明白，眼下的一切并非自己需要的，或是希望的，更像是一雙無形的大手，無情的從背后將他和普魯士推到了如今的戰爭狀況。
至于，這雙無形的大手是誰？有記仇的太后路易絲，代新恨的王后露易絲，好戰的樞密院文官，還有近乎瘋狂的近衛軍，以及那些看熱鬧不嫌事大的柏林市民。
但很快的，威廉三世忽然就猜想到，那位遠在巴黎的同父異母的兄弟，安德魯-弗蘭克，或許才是這一切的幕后推手。
不過現在說什么都已經晚了，畢竟，骰子已經擲出去了。
忽然，波茨坦王宮上空響起了嘹亮的軍號聲，然后就是一陣急促的鼓點，那是近衛軍樂隊準備演奏《腓特烈大帝進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