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他希望來自波蘭各階層的愛國者能夠發揮主觀能動性，在努力兼容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前提下，對未來的建國方略，初步達成一致意見。
此刻的安德魯，更希望自己作為一個中立的，友善的，處身事外的仲裁者，而不是一個事事干涉的波蘭保姆。
畢竟，作為歐洲太上皇的安德魯，需要他做慎重決策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來自法國與普魯士的公文報告，就已經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如果不是對俄戰爭的復雜性與長期性，或許從一開始，波蘭就不會被法國執政官重視。
當然了，絕大部分的波蘭愛國者，對安德魯法國是由衷的熱愛與感激；相反的，他們對于東面俄國的仇恨情緒，滲透到他們的骨子里。這是歷史與現實，本時空與另時空都充分證明的。
所以，安德魯希望看到一個內部和睦，嚴格聽從安德魯指令的波蘭。而且在很多時候，政治屬于一種妥協的藝術，不僅是對內也需要對外。尤其是在法國無法畢其功于一役，徹底解決俄國問題的時候。
總而言之，安德魯希望波蘭的諸多領導人務必有清醒的認識：
針對俄國的政治斗爭與軍事斗爭是漫長的，道路也是曲折的。期間，肯定會經歷一些不如意，但只要緊緊跟隨在安德魯法國的身旁，聽從偉大征服者的英明指揮，那么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勝利將必定屬于波蘭，屬于法蘭西……
趁著下午茶的功夫，維比茨基與法蘭西執政官私下里交流了兩個多小時。會晤到了最后，安德魯甚至直言不諱的說：“只有你們自己才能掌握你們國家的命運……我所做的一切，一半是為你們，一半是為我自己。”
這一番看似肺腑之言的話，把這位波茲南與大波蘭地區的第一特派員，聽得云山霧繞，根本不知所以。
不過這沒有什么關系，畢竟約瑟夫·維比茨基并非波蘭臨時中-央政-府的高層決策者。
他眼下的工作任務，只是充當一名信使，將剛才與安德魯交談的全部內容，準確無誤的上傳給巴爾斯伯爵等人。
9月，當安德魯進入波蘭首都華沙的當日，一份剛剛由波蘭各階層達成一致意見的憲法草案，恰好就呈送到安德魯的面前。
需要說明的，這部《1798年9月憲法草案》，其核心思想都源自兩年前，在安德魯做客于巴爾斯伯爵的西梅莊園（莫頓莊園），曾當著一眾波蘭流亡者，諸如巴爾斯、波尼亞托夫斯基、科翁泰、德莫霍夫斯基、蘇烏科夫斯基與扎榮契克等人的面，口述的內容。
那是在該憲法草案的第一節，如是寫道：“在波蘭境內，必須要廢除奴隸制。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在后世看來，這個所謂的《1798年9月憲法草案》首節內容，不過是一句老生常談的空話大話罷了。
那是因為在波蘭，農奴與農奴主的人身與經濟依附關系，依然沒能解除掉，所以只是從農奴演變成了半農奴。